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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及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3部：《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世事如棋局局新——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关系一直以来是您跟踪研究的领域。您曾主持完成的 “未来五年我外交工作面临哪些瓶颈制约，应如何克服”课题获外交部“2012年重大外交政策研究课题优秀课题组”称号。当前中美双方都同意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您认为这个概念具有实质性内涵吗？
吴心伯：“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主动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去年习奥庄园会晤之后，双方对此达成基本共识。一年来，两国关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两国在双边关系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二是双方的合作有了新的力度，比如两军关系、对朝核问题的处理等。三是多年未有进展的中美双边投资谈判在习奥会之后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影响，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管控分歧方面。比如，中国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以及美国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态度，可以看出双方都将这些问题放在大的中美关系框架内考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反映了大国关系的成熟程度。
“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内容是平等。在过去一年里，中美双方在双边和国际场合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坦率交流意见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一部分，也是未来中美互动的一个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以及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动作会如何影响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吴心伯：乌克兰危机令美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美国内部有一种担心，如果此时与中国关系也搞僵的话，容易让中俄成为不结盟的盟国。美国还有一种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趁机在东亚的海上争端中采取行动。此外，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引起其盟国担忧，所以美国需要重新承诺对盟国的保护。但是，美国对盟国提供保护的底线是各国不能使用军事手段，也就是说美国只支持以非军事手段处理海上争端。这是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底线思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结盟的有限性。第三方因素会影响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但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和复杂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有学者对中国反“不结盟”、“不干涉”外交政策提出质疑，您如何看？
吴心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倡导的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传统的结盟。通过与“支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提升内涵，发展实质性合作，这也反映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
21世纪已不同于19、20世纪，我们国际关系研究的思维需要演进，学者更要有一种进步性的思维，引导政策行为与时俱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门有很强应用性的学科，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分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作为一名国内出色的政策研究专家，您如何定义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相比，是不是更有难度？
吴心伯：我是学历史出身，受此影响，我更倾向实证研究，即通过案例研究来得出结论，而不是反之。对国际问题的思考应该是建立在经验、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拿某个理论来套。
政策研究是立足现实问题，用学术性的方法寻求可行的答案。也就是说，有两点很重要：首先，需要有很强的学术背景作为基础；其次，结果要具有政策导向，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可能沦为自娱自乐。同时，我还想强调，政策研究不是简单的政策分析，一定要有学术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把自己摆在政策分析者的位置。
如果说这两者的不同的话，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理论研究更多是演绎，而政策研究更注重个案和比较研究。但是，事实上这两方面在实际的研究中并不矛盾。理论的思维有助于政策研究中思路的拓展；而好的理论研究也需要有对实践的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事政策研究已有10多年，您认为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
吴心伯：做政策研究除了我上面说的要有学术态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现实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只有通过与政策界的互动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国际政治现实的复杂情况。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对一线政策、对国际形势动态的把握还欠火候。不了解实际情况，政策研究就讲不到点上。另外，政策研究也需要很强的实证研究能力，缺乏实证研究能力，对政策研究是不利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智库可以说是政策研究的集中基地。近几年，智库在中国已不鲜见，而且速度增长迅速，您如何看待智库的作用？
吴心伯：是的，确实如此。仅去年上海市就资助成立了10余个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有5个，其中“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落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心旨在依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优势以及地处上海的地缘优势，整合上海学术界的相关资源，积极充当亚太国际关系、地区合作与治理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问题研究者、政策建言者、智力产品提供者和舆论塑造者。在我看来，高校智库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整合资源，并且充分利用学术优势，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准确、有效的信息与建议。
智库热首先反映了政府决策科学化在加强，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注重依靠专业人才队伍来帮助解决问题。其次，也反映了学术界服务国家战略与政策意识的上升。最后，智库热还反映了中国的快速发展这个大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国关研究议程上来看，这几年国内学界有没有什么显著特点？
吴心伯：以前研究“他者”较多，这几年更多学者开始把重心移到中国本身，比如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的关注。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对研究者来说很具有挑战性，有很多新问题可以供研究者进行学理层面的研究思考，而不断发展的中国外交实践也会有助于丰富现有的国关理论。
中国的国关学者还面临着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如何体现我们研究工作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对学者而言，应该秉持进步的思维，敏锐地把握客观现实的变化，对未来要有理想主义的期待。学术研究应促进世界更和平、更合作，这也是学术的实践价值所在。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关学者除了追求学术上的建树之外，更应引导国际体系的积极变化，推动其向建设性方向发展。所以，我本人愿意做一个“进步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