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2022年9月28日）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50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跨越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鸿沟，以战略智慧和政治远见，翻开了中日关系史的崭新一页。
50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作为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中日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面同步深化。
重温往事，我们不仅要纪念这个历史性时刻，更要思考中日应从半个世纪的交往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中日关系应以怎样的姿态迎接下一个50年？
冰释前嫌
1972年9月25日11时40分，在北京首都机场，身着深色西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缓缓走下飞机。身穿淡色中山装的周恩来总理走上前去。“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两只手轻轻地上下摇晃了五六下。停了一小会儿，好像互相要确认似的再一次紧紧地握手。”日本《朝日新闻》曾这样记录中日外交的“破冰”时刻。
冷战格局下，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外界好奇，究竟受到什么力量的驱动，两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可以排除干扰，冰释前嫌？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推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杨伯江指出，从国际战略背景看，当时中日两国都面临来自苏联的现实军事压力。从中日两国看，双方都有进行各领域往来，包括贸易往来的需求。当时日本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界格外关注拓展中国市场。
但是，“邦交正常化的推进也遇到一些障碍和复杂因素，考验着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杨伯江指出，在美国的撮合下、1951年所谓“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当局于1952年签订所谓的“日台和约”，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制造很大障碍和复杂因素。日本国内层面，当时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包括亲台势力。如果按照中国与其他国家解决复交或建交的模式（直接签署条约），有可能遭遇日本国内亲台势力的反对，可能会在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时遇到阻碍。
“正因如此，中日邦交正常化其实分两步走，先由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邦交正常化，再在6年后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由双方立法机构来审议通过。这体现出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超非凡的政治智慧。”杨伯江说。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后，几方面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国际格局变化下的契机。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美国总统尼克松展开“越顶外交”，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在此情况下，美国的盟友日本跟随其步伐，希望改善对华关系。随着1972年7月田中角荣政府上台，日方把恢复邦交作为最优先的政治课题。
二是中日加强交往的渐进过程。冷战格局下，中日分属不同阵营，无法正常交往，为两国发展带来制约。从中国角度看，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可减少外交上的战略压力，促进经济交往。从日本角度看，国内有两方面力量。保守势力不希望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但民间人士、经济界希望加强交往。在后者推动下，日本政府逐渐顺应民意。
三是老一辈领导人的智慧和决断。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领导人“民间先行”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交流蓬勃开展。1972年9月，两国政府相互作出妥协，就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战争赔偿等棘手问题达成共识。9月29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恢复邦交。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两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的高瞻远瞩和政治智慧。
以史为鉴
如果说50年前的邦交正常化堪称“水到渠成”，那么，50年里，两国合作交往的丰硕成果就是“瓜熟蒂落”。
1972年，中日贸易额尚不足11亿美元；2021年，两国贸易额超过37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1972年，访日的中国人不足万人；2019年，这个数字达959万。
不过，数据跳升的背后，中日关系也历经风雨波折，比如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事件、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购岛”风波等。尽管合作共赢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但也面临消极因素的干扰。
习近平主席去年10月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话时说，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胡令远认为，当下时刻，对中日两国而言，更应以史鉴今，汲取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坚守和平友好的初心。两个邻国经过长年战争，都遭受惨重损失。中日不再战、世世代代友好，是大势所趋，也成为邦交恢复的响亮口号。出于对战争的反思，两国达成了和平友好相处的共识。一直以来，两国民间和政府层面基本都在坚持，包括日本早期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等。
第二，要紧扣发展主题。冷战结束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1992年、2008年两国发表的第三、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可见，双方希望进一步扩大战略利益，加深友好合作，使两国人民得到实惠，并惠及地区和世界。
第三，要管控结构性的顽固矛盾，包括领土问题、历史认知问题、台湾问题等。过去50年里，日本反复挑起这些问题，挑战中国底线。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充分研判形势，签订或达成政治文件，形成两国关系的规范和框架，努力管控一些危机，没有使这些问题对中日关系发展造成根本性伤害。
“作为两个相互交往绵延2000多年的近邻，中日关系以史为鉴，有几点启示。”杨伯江指出，一是维护和平共处的底线。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终结了此前100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也缔造了两国50年的和平局面，改善了亚洲的地缘安全环境。
二是互利合作。任何国家的关系都不是空中楼阁，都建立在现实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共同利益一直是中日合作的牢固基础。这包括国际战略层面的共同利益，也包括两国友好合作、互惠共赢的实际利益。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中日关系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可以想象成飞机航行过程中的空中加油。
三是教训方面，要重信守诺。从恢复邦交过程可见，它不是单纯的法律解决，而是一种体现东方智慧的综合性政治解决。同为东方国家的中日达成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共识，包括日方向中方作出的郑重承诺。两国关系要行稳致远，日方重信守诺尤为重要。
新的考验
引人注目的是，近段时间，受到日本国内右倾化、中美关系紧张以及固有矛盾等因素影响，中日关系正面临新的考验。
“两国关系正处在合作与竞争两方面同步深化的过程之中。”杨伯江说，合作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中日关系已朝着逐步深化的方向发展，包括加强双边合作、共同融入地区合作等。比如2000年，中日参与了东盟“10+3”框架下“清迈协议”的签订，这是东亚地区的多边货币互换协定，旨在预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金融动荡。这说明中日合作正朝着更深、更广、更高水平推进。
竞争方面，随着亚洲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中日力量对比的逆转、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逐步展开等，中日关系的政治安全性、战略竞争性增强。过去的中日关系更多体现出经济性，当前中日关系的色彩中更增添了政治安全性和战略竞争性。这种趋势的出现又与日本自身战略调整相同步。
“在此基础上，在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杨伯江指出，机遇体现在，两国在区域治理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课题，比如在实现双碳目标、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共同的战略需求，又如今年1月1日刚刚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中日深化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等。这些都是可挖掘潜力的领域。
挑战主要体现在政治安全、地缘政治方面。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是目前中日关系中突出的消极因素。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中，日本已承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日本政府一直采取“双轨政策”，一边向中国作出承诺，一边又通过出台和屡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美国联手将干预台湾问题内置其中。
胡令远认为，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日方没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随着2010年中日综合实力的逆转，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将安全问题（近海防御、海外运输线安全）提升到重要位置。
“近期来看，两方面矛盾较为突出。”胡令远指出，一是美国因素。美国把中国作为最大敌手，全面压制中国。日本作为其盟友，必然跟进。日本对华的认知和实践受到很大影响。二是日本自身的“不安全感”。受其驱动，中日关系几个结构性矛盾的内涵都向安全方面转变。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摇摆性、不稳定性日益突出。
顺应大势
展望下一个50年，中日应如何着眼大局，顺应大势，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
“首先，要恢复因受疫情影响而中断的各种交流机制。”胡令远指出，扩大民间交流、实现高层会面，构筑新的高层互信，以减少误判、误解，增进感情。其次，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再者，要深化合作，把“压舱石”做实，通过RCEP等多边机制化平台，实现高水平互惠共赢。最后，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塑造积极友善的相互认知，帮助日本消除对中国的疑虑。
杨伯江认为，中日关系发展有几个需要牢牢把握的方面。
一是坚守和平共处的底线，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二是大力推进互利合作，夯实中日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促进地区稳定和发展。
三是加强各层级的交流对话，探索建立互信关系。两国虽然地缘相近、一衣带水，但自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不同体系、对立阵营中。因此，中日格外需要在各层面加强交流沟通，以便更透彻精准地了解对方，并在此基础上摸索建立互信关系。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希望日本能从两国根本利益和地区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看清时代潮流，与中国携手同行，向世人展示东方智慧、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