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东先是遭遇“阿拉伯之春”变局，近两年又经历“和解潮”和“冲突潮”的洗礼，动荡冲突持续不断与地区国家艰难转型相互交织，外部大国博弈、地区大国争夺以及此起彼伏的热点问题，共同塑造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区内外各方都曾主动或被动地探索“新中东”秩序。
过去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并试图按照自身设想打造一个“新中东”，旨在减少美国战略投入，同时继续保持对该地区的影响，并服务于美国“大国竞争”需求。为此美国试图推动阿以和解，谋求重构地区盟友体系，遏制伊朗并挤压其他大国在中东的作为空间。总体来看，美国的“新中东”构想是通过战略收缩和重塑盟友体系来维护地区霸权，暴露出明显的霸权护持色彩。
然而，美国的战略收缩与维系霸权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地区局势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演进超出美国所能控制的范畴，导致其在中东的战略收缩进程无法顺利进行，整合地区盟友、重塑联盟体系的计划轮番受阻，美国设想的“新中东”难以实现。
地区动荡、转型阵痛和阵营对抗等，使中东陷入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和平与发展赤字严重。地区国家日益认识到和平、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性，不愿继续陷于地缘政治对抗而错失发展机遇。面对持续的地区冲突与治理挑战，中东主要国家开始尝试调整政策，改善地区内外关系，以此带动地区国家之间关系走向缓和、地缘政治对抗相对消解。2023年，在中国的斡旋努力下，影响地区格局的两个关键国家沙特与伊朗实现复交，并且直接推动中东出现一波“和解潮”，地区局势迎来久违的“外交之春”，中东各国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意愿不断增强。当时就有外媒评论说，在中国斡旋下实现的沙伊和解标志着一个“新中东”正在形成。虽然后来受到新一轮巴以冲突影响，沙伊关系以及绝大多数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解并没出现根本性逆转。
当然，中东地区这股“和解潮”确实受到“冲突潮”的冲击。新一轮巴以冲突空前激烈，持续时间长，外溢效应大，严重恶化地区安全环境，地区局势再次经受考验。从加沙冲突到红海危机，从美以与伊朗及其主导的“抵抗之弧”对抗升级到叙利亚政局突变，中东局势迎来新一轮“洗牌”。美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总体发挥了负面作用，持续的地区冲突和惨重的人道危机严重削弱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地区影响力，其设想的“新中东”更加难以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地区局势的这些变化，从正反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推动中东国家外交理念与政策实践向着务实合作转型。地区“和解潮”反映出中东国家摆脱地缘政治对抗漩涡的努力，在“冲突潮”中坚持原则立场并积极斡旋和谈，则表明中东国家自主意识的显著增强。面对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阿拉伯国家在加沙危机中致力于斡旋停火谈判，坚持“阿拉伯版”加沙重建方案；阿曼、阿联酋、沙特等国积极斡旋美国与伊朗的核谈判，对于推动地区热点问题降温和解决发挥显著作用。
经历多轮地区局势演变以及诸多政策尝试之后，中东国家更加希望聚焦国内改革发展，致力于实现政治和解，不愿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不断取得进展，中东国家的外交政策更趋成熟，从过去倾向于强势争夺转向更加灵活的务实主义，致力于在依旧纷繁复杂的地区局势中推进政治和解与地区稳定。中东国家更加注重从自身利益与能力出发，探索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体、更具战略自主性的地区新秩序。从被动接受外部大国主导设计的“新中东”，到主动塑造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中心的“新中东”，中东国家的主体性逐步凸显。显然，此“新中东”非彼“新中东”。这样的“新中东”才更符合地区国家长远利益，这样的“新中东”也应成为外部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