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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新一轮的战略布局调整中，中国的崛起与欧洲寻求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近乎同步。在制衡美国单边主义、构建多极世界的愿景中，中欧具有互为伙伴关系的基础。
近期欧洲各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上升，对华政策更为务实，价值观外交相对弱化，中欧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战略机遇期。
中欧今年高层互访频繁，凸显欧洲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国的崛起，意味着全球政治、经济、资源乃至价值与标准的失衡与重构。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全球力量的转变。在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阵痛中，如何使世界和平地接受中国的崛起？基于价值观和对外政策取向的分歧，打破现有的国际地缘政治联盟格局并不现实。营建地缘经济联盟，通过推进自由贸易和经济的相互依赖，牵制地缘政治联盟，为均势的和平重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中国地缘经济联盟的潜在前景中，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欧洲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充分彰显了构建地缘经济联盟的必要性。欧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寻求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是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目标。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经贸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金融危机期间，普京提出建立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自由贸易区，但是欧盟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本轮乌克兰危机，是美欧借助自贸协定谈判，在全球划分巩固势力范围，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结果。俄欧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不对等，是欧盟最终决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主要原因。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对于俄罗斯来说，欧盟是其最重要的市场。与之相对应，俄罗斯市场对于欧盟微不足道。因此，经济制裁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远甚于欧洲市场。
在全球新一轮的战略布局调整中，中国的崛起与欧洲寻求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地位近乎同步。在制衡美国单边主义、构建多极世界的愿景中，中欧具有互为伙伴关系的基础。欧洲想要在全球政治中寻求与美国平等的地位，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前提。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中国，符合欧洲的利益。一个强大的欧洲和稳健的欧元体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欧债危机渐趋平缓，但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治理欧债危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近期欧洲各国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上升，对华政策更为务实，价值观外交相对弱化，中欧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战略机遇期。德国科尔柏基金会今年发布的有关德国对外政策走向的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德国民众认为德国应在对外政策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德国在对外政策上最需要加强合作的非欧盟国家。
但是，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欧洲能否成为中国的地缘经济盟友，还受到美欧关系走势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首先，美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欧美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美国与欧盟是全球范围内融合度最高的两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一半。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欧盟对美国出口是欧盟对华出口的两倍，美国对欧盟投资是美国对亚洲投资的三倍，欧盟对美国投资是欧盟对印度和中国投资总和的八倍。美国不仅是欧洲的军事盟友，在经济上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其次，美欧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不同，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认知存在分歧。本轮全球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无节制的金融创新，最大的牺牲品却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在2008年和2010年举行的两届亚欧峰会上，亚欧首脑一度就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与监管达成统一阵线。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各国把一部分金融监管权上交国际机构，遭到美国的抵制。在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增长模式和危机干预手段方面，美欧处于竞争态势。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建议和行动措施，亚欧携手反对美国的并肩作战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本届米兰亚欧峰会能否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令人期待。
中美欧三边关系目前最大的看点在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TTIP一旦成功签署，势必对中欧经济盟友的前景造成影响。在欧美自贸协定谈判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中国虽未像俄罗斯那样，被欧美的贸易政策排斥在外，但是美欧利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牵制中国的意愿明显。需要指出的是，与不对等的俄欧经贸关系不同，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鉴于中欧贸易的巨大体量，中欧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无法割裂的经济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称为“伙伴”，亦可视为“不自觉的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