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越来越倾向于相互敌视，并通过效忠自己的政党来打击对手。2月6日，美国国会经历了混乱的一天。众议院在“以党派为界的投票”中未能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但否决了共和党主导的单独援助以色列的法案。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这类政治乱象还会频繁上演。
美国大选备受关注，它将如何重塑美国国内政治、又将给国际政治带来哪些冲击与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牵动世界神经的热点问题。前不久，美国知名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美国大选列为2024年十大全球风险之一，足见其对美国和世界的重大潜在影响。在此过程中，各类层出不穷的经济、社会乃至司法议题都可能成为左右大选结果的变量。国内政治高度极化、社会极端分裂和观念空前对立的“美国病”愈演愈烈、“两个美国”的叙事进一步从想象演变为现实。
在实践中，无论是美国国内民众对“拜登经济学”展现出的两极分化的观感与评价，还是得克萨斯州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引发的“内战”风险；无论是围绕堕胎问题产生的司法和意识形态纷争，还是因特朗普所涉法律问题而加剧的两党关于“政治猎巫”和“司法政治化”的激烈博弈，都表明认同危机已经成为理解美国政治现状的关键。
一方面，正如拜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及其他多个场合强调的，民主作为美国的“国家灵魂”已经被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代表的政治极端主义破坏。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则宣称，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代表的激进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摧毁美国的主体性。不难看出，美国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冲突和斗争本质上是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即各方围绕“美国是谁的美国”这一根本问题存在重大龃龉。认同危机带来的最严重结果是，美国的宪政民主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不少美国媒体开始使用诸如“情绪极化”“情感消退”和“消极党争”等词汇描述美国政治的现状。在笔者看来，这些新的实践动向是上述认同危机的直观体现。
所谓“情绪极化”，指的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已超越传统的、基于具体议题的党派极化和斗争，彻底变成一种情绪宣泄，认为政治对立方不仅在政策偏好上是错误的，而且在道德观念上是邪恶的。所谓“情感消退”，则是指美国政治正在步入“后真相”时代，个体的情感认知远比事实数据来得重要，这一点在民众对“拜登经济学”的冷热感知差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谓“消极党争”与“情绪极化”相关，即美国的政党及其核心选民之间的纽带越来越表现为共同的价值观和对另一党派的不满情绪，而非特定议题，从而推动美国政治呈现出“部落化”的演变趋势，这成为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认同危机的底层逻辑及其“部落化”的主线趋势之下，美国政治在核心议题、政党属性和政治结构三方面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新特征。
首先，就核心议题而言，美国政治尤其是政治选举中更具决定性意义并真正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的“楔子议题”，不再是传统的经济议题，而是一系列文化和价值观议题。因此，“经济优先”与“文化战争”两大议题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大的张力。很多情况下，基于“文化—身份”变量的投票行为逻辑和政治动员方式已经超越了基于“经济—阶级”变量的投票行为逻辑和政治动员方式。这就意味着美国政治的演变逻辑出现了重大变化，成为“情绪极化”的集中体现。
其次，就政党属性而言，美国政治的上述实践变化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的性质正在出现根本转型：一方面，传统议题重要性的下降和新兴议题重要性的上升，使得美国政党的阶级属性不断被弱化、观念属性则不断被强化；另一方面，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的持续加剧，使得政治中间主义越来越难以塑造和凝聚国内共识，美国政党的中间主义属性逐渐被部落主义属性所取代。因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性质正在从阶级型/中间主义政党迅速演变为观念型/部落主义政党。
再次，就政治结构而言，认同危机与政治部落化推动美国的政党结构呈现出“双重极化”的特征：一方面，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极化结构进一步大幅深化；另一方面，民主、共和两党内部的分化也变得日益显著。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就在于“消极党争”的出现使得不同选民群体对自身所在“政治部落”的忠诚度建立在价值观念而非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因而远高于部落所属政党；同时，这种基于价值观念的政治联盟又会将另一党派视为类似“部落敌人”的消极角色，从而最终引发美国政治结构的“双重极化”。（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