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欧洲面对俄乌局势进退两难，似乎找不到更好的途径来处理该问题。反观这两年多来欧洲对俄乌冲突的处理，它实际上在战略上犯下了难以修正的错误。
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本文图片均为视觉中国 图
欧洲面对俄乌冲突犯了不可弥补的战略错误
第一，在冲突发生前，太过忽略俄罗斯的安全关切。
苏东集团解体不久，俄罗斯一门心思期待能融入西方，包括加入北约。冷战结束后不久的良好气氛也确实给了俄罗斯这种希望。然而，当21世纪美国在世界各地掀起颜色革命之时，欧盟也配合美国推动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如果成功，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失去乌克兰，这对俄罗斯的心理和战略需要会造成沉重打击。然而，欧洲被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的精神所污染，以强者的方式看待俄罗斯，不仅推动颜色革命，还支持北约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和平伙伴轨道，纳入欧盟联系国家轨道，支持乌克兰反俄势力，以及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北约大大加强了与俄罗斯接壤的“前线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些都没有顾及俄罗斯的感受。当俄罗斯带着失望情绪在2014年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版图之后，欧洲被恐惧所淹没，对俄罗斯的敌意逐渐上升，但没有反思自身之前的所作所为。
克里米亚大桥
显然，安全保障是相互的。暂且不讨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性质如何，无论如何，欧洲显然没有通过北约来化解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困境，而是在火上浇油，以为依靠北约强大的安全联盟和欧盟这一世界上的“道德高地”就能够令俄罗斯臣服，从而解除来自东方的安全威胁，这一思维显然属于忽略对方感受的霸权或强者思维。忽略一个敏感的民族的最重要的安全关切，欧洲遭遇今天的局面也不完全是无辜的。
第二，冲突爆发后，连续的制裁措施没有构成对俄战略性打击，反而加剧了俄欧敌意。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俄制裁，时至今日已经开启了13轮制裁，预计后续还会继续新的制裁。然而，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也是对自身的“制裁”，因为它放弃了最为便宜也是必需的能源来源，并大大加剧了如今欧洲糟糕的经济发展形势。另一方面，制裁俄罗斯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俄罗斯没有在制裁中受到根本性伤害，至少没有影响国内政局，也没有根本上改变战场形势。
制裁还造成俄欧之间难以扭转、日益深刻的敌意。欧盟在没有对俄宣战和充分合法性的前提下没收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肆意诋毁和抵制部分在西方的俄罗斯公民，以及以国际法庭审判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公开羞怒俄领导人，这些行动几乎不会对俄乌冲突局势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它彻底改变了欧俄关系，对冲突后俄欧关系的正常化以及欧洲整体安全的建构不利，欧盟缺乏长远考虑的不利后果将会在俄乌冲突后显现出来。
第三，与美国采取相当类似的对外立场和手段损害其战略自主。
在对待俄乌冲突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上，欧洲几乎采取了和美国同样的立场——制裁俄罗斯，军事援助乌克兰，在国际社会要求其他国家也支持自身立场，实行对某些国家的“去风险”战略，开发地缘政治竞争工具。尽管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它们不得不追随美国主导的北约的行动方案，但欧盟及其成员国实际上有可能保持独立于美国的立场，就援助乌克兰方面体现自身的偏好。
当地时间2023年2月24日，欧洲议会外，欧盟和乌克兰国旗飘扬
如今，由于欧洲采取了和美国过分类似的立场和手段，欧洲在整体上被绑定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上难以动弹。为了应对俄乌冲突及其相关问题，欧洲强化了与美国在安全、科技和贸易方面的合作，例如成立了欧美“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进行制度化磋商，其结果是欧洲的战略自主受到了极严重的冲击，并不得不在某些领域承受美国的伤害，例如美国的《反通胀法案》和对芯片的补贴，以维护战略上的跨大西洋同盟的牢固性。如果这种关系日益牢固，那就意味着欧盟的自主性也将日益弱化，欧洲将更有可能陷入俄美战略竞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
第四，对其他地区的“道德”要求疏远了全球南方。
俄乌冲突发生不久，欧盟在国际场合推动国际社会支持其立场，共同谴责俄罗斯或援助乌克兰。然而，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赞同欧盟的立场，它们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做出自己的外交政策选择，其中许多国家却因此遭到欧盟的谴责或所施加的压力。
这种不顾其他国家自主选择外交立场的做法实际上损害了欧洲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并恶化了整个国际秩序。如果欧盟不强行要求广大南方国家站在自己一边，不基于立场差异而采取针对中国等国家的“去风险”立场，那么它就能更好地维护基于自由的国际贸易，推动世贸组织的谈判，优化全球化发展，而不是像如今一样，最终恶化了整个国际贸易环境，严重伤害了经济自由主义精神，最终也对欧洲经济和对外关系，包括与广大南方国家的关系造成损害。
欧洲只有壮士断腕才能浴火重生
面对当前的困局，欧洲需要做出重要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如果欧洲希望能够获得一个相对令人乐观的冲突后局势，它就应该有彻底改变当前战略和策略的勇气。
第一，应尽快致力于冲突的和平解决，寻求更大范围内安全框架的建构。
冲突终有结束的一天，但是通过一方战胜另一方，还是通过和平方式平等解决，结果是不同的。对欧洲而言，它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完全“打败”俄罗斯来结束冲突，唯一最佳的方式是寻求和平但基于相互妥协的方式来结束冲突。
是故，欧盟必须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一种可以接受的停火并恢复和平的状态，那种状态下俄罗斯和西方及乌克兰都可以宣称赢得了冲突的胜利。这是可能的，因为对于“胜利”可以有各自的定义。比如，俄罗斯获得领土，乌克兰获得超乎寻常的安全保障及原则上的主权声索，欧洲获得俄罗斯可核查的安全承诺，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达成新的伙伴关系。在和平的解决方案中，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甚至帝国主义的诉求都可能获得各自的满足。欧洲唯一要做的是应该去思考上述可能性，而不是一味地让战火持续，甚至烧得更旺。
在结束冲突的过程中，恢复和建构和平的普遍的方案应该被提出来，这关乎欧洲的未来。冲突后建立怎样的俄欧关系及安全架构需要认真对待。冷战时代都可以推动旨在维护欧洲和平的“赫尔辛基进程”，冷战后及全球化的今天难道没有更多理由复兴“赫尔辛基进程”或推动建构类似的和平方案吗？
第二，应致力于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而不仅仅依靠跨大西洋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
俄乌冲突尽管是俄乌间的矛盾，目前参与方也包括了北约和欧洲，但它具有国际影响。欧洲不应指望只靠跨大西洋关系来应对该问题，而应寻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尽管欧洲曾经寻求这种帮助，但它忽略了其他参与者有自身的立场和诉求。
因此，如果欧洲认为中国等这样的大国有义务处理俄乌冲突的话（事实上中国做出了负责任大国的所有正向努力），那就应该尊重中国等其他大国的立场、观点和诉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基于平等和协商原则，不能认为欧洲和美国可以定义所有相关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的是非对错。作为国际性问题，它的解决就应该包含多元化观点的融合。
第三，应努力顺应国际秩序的时代变迁，追求多极化秩序而不是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基础的霸权秩序。
欧洲也认为这是一个“大转折”（great transformation）时代，那就应承认旧有的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合新的时代发展需要。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当今国际秩序的时代潮流就是更高阶段的反霸反殖反帝运动，是广大非西方国家对霸权秩序的高度不满并试图取代它的时代，是多极秩序喷薄而出的时代，是各国追求真正平等和独立的时代，是国际社会寻求更广泛合作和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欧洲应该自觉自身的历史责任是通过自身的战略自主而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共同塑造多极化秩序，共同维护基于主权的国际关系，推动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和谐国际社会，而不是继续巩固基于跨大西洋关系的霸权秩序，那是走在历史的反面。
第四，应严肃思考冲突后欧洲在国际上的身份。
受缚于跨大西洋关系，欧洲在事实上成为霸权之间地缘政治争夺的牺牲品，被动卷入到安全冲突中无法自拔。冲突结束后，欧洲将维持一个怎样的国际身份对其将来的命运至关重要。对广大欧洲人而言，它们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应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或者继续追求一个有实力的地缘政治竞争强手。然而，追求怎样的道路将决定身份塑造，身份塑造会决定其具体的对外政策选择，政策选择又会塑造其生存环境。
欧盟正誓言成为地缘政治力量，这在俄乌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局面下可以理解。然而，这一追求与它惯常所宣称的“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存在冲突，后者温文尔雅的形象与地缘政治力量的霸道形象完全不符；这也对欧洲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的形象造成损害，地缘政治力量对于强权的追求和对特定地区的压制将损害经济自由主义的普世化要求。因此，欧洲如何在地缘政治力量、规范力量、自由主义经济的拥护者和全球化的拥抱者，以及对美国霸权的某种程度的支持者之间做出平衡？
事实上，在众多身份选择中，达成平衡几乎不太可能。因此，欧洲需要严肃思考在冲突结束后的世界里应该成为一支什么样的力量，而不应基于情绪化和某种程度上欧盟独裁式的（考虑到欧盟的“民主赤字”真实存在）决策方式来确立未来世界的身份及其未来。
结语
人类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ed prophecy）的忠实践行者，它表明人类不同群体之间也有强烈的社会属性，隐士般的“神秘国度”并不存在也无法存在。国家间一定会产生联系，推动合作或引发冲突。好在现代人类社会较之古代社会具有更强烈的自我反思性（self-reflection），故而经过痛苦的经验后，国际社会应致力于人类内部的合作和外部挑战的解决。如今所有的冲突都能归因于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因此，塑造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意义重大。从根本上看，对国际社会而言，在承认个体平等之上，需进一步阐述各群体、各民族在国际社会平等的新的信仰，基于“人人平等”的理论推演出“族族平等乃不证自明”（it's self-evident that all nations are equal）的观点在如今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欧洲在如何看待俄乌冲突及如何面对后俄乌冲突的世界方面具有更沉重的历史负担和难度，因为欧洲许多国家曾经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者，以及如今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美国霸权的拥护者，它正面对一个日益觉醒并致力于后霸权秩序和更公平世界的国际社会，这需要欧洲有更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在更大层面上更严肃的道德自我反省精神，以及更坚强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巨大勇气。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