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主要议程是参加第16届印日外长战略对话。除了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会谈外，苏杰生还拜访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前首相菅义伟、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等，并参加了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在东京举办的瑞辛纳圆桌对话和日经论坛。
在印度国内即将进入大选之际，印度外长却特意选择这一时机进行外访，无疑是很令人好奇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有为印度大选进行外部造势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想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印日关系注入新动力。在莫迪和安倍晋三同期执政下，印日关系实现了提升和质变，将两国关系定位为“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然而，随着2020年8月安倍晋三下台及后来遇刺身亡，日本对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的兴趣和热情已经大幅下降。
在日本看来，印度能为其发挥的战略作用是存疑的。为了抗衡中国的“高铁外交”，日本咬牙亏本承接下印度的高铁项目，然而印度却丝毫没为日本的高铁及其技术“长脸”。此外，日本极力拉印度加入东盟主导的机制和RCEP谈判，意图联手对中国形成平衡，但是印度却最终退出了RCEP，由此让日本对印度倍感失望。
就在日本对印度失望的同时，印度方面也似乎对日本颇有微词。苏杰生在3月7日的论坛上抱怨称，对于印度这样一个GDP达3.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经济增速为7%，美欧的商务代表团络绎不绝地来考察，但却没有看到多少日本代表团赴印考察。在新德里看来，自己已经给了日本特别的“优待”。例如，2017年成立的“东向行动论坛”是印度专为日本而设、参与印度东北部互联互通项目的论坛，而印度只允许日本企业参与印度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电力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只是，这点项目根本点燃不了日本商界对印度的投资热情。过去印度对日企采取“卸磨杀驴”的做法，现在正不断地施加在中资企业身上，给日本商界留下印度市场是“杀猪盘”的认识，它们仍旧选择“用脚投票”，并不与日本政府的战略同步。
更重要的是，日本对自身发展前景的焦虑已让其对帮助印度发展失去了热情。在2023年经济总量被德国超过后，日本越来越在乎的是，印度何时能超过自己。相反，印度却仍旧陶醉在未来“赶日超德”的想象中。苏杰生在日本高调称，印度和中国是全球权力转移的关键参与者，并认同高盛的预测，即到2075年中印将是仅有的两个经济总值超过5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印度呼吁要同日本在新技术和关键技术方面展开合作，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等。显然，印度忽视了日本的焦虑，日本愿意转移低质产能，但是却没有兴趣同印度进行新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合作。
两国唯一仍然能够找到的战略契合点是防务合作，其潜在的针对目标则指向了中国。在上川阳子与苏杰生会谈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方重申两国将扩大双边安全合作，除了扩大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还包括在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领域的合作，同时还探寻将合作扩展到太空和网络安全新领域的可能性。
印日近年来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迅速提升。继2014年两国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后，双方又陆续签署了《国防装备与技术合作转让协定》、海军合作协议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等。更重要的突破是，印度深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直接带动了该机制的“小北约化”发展。正如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塞蒂所说，印度坐在QUAD的“驾驶席”上，而美国则坐在副驾驶席上，手握“纠正方向盘”。
显然，印度和日本这种旨在针对第三方并制造阵营对抗的做法，带来的反而是自身的不安全，破坏的则是亚洲这个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地区的美好前景。（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