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仅要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成为最强劲的动力来源，确保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在世界经济治理中也要扮演关键角色，共同推动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和效率。在新一轮亚太经济合作中，中国要增强自身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方面的能力，不亦步亦趋，避免一味防御，改变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地位。
美国《名利场》杂志最近发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撰写的《中国世纪》：“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已回到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位置。”
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的“头筹”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10月曾发布了一组数据并宣称，中国2014年GDP预计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不仅如此，IMF还预计，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尽管IMF的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在经济学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中国经济的强势却是不容否认的。关键是中国经济能否真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引擎，在新一年复杂的世界经济趋势下，中国经济将如何引领世界？
聚焦国际经济形势，复旦大学在近日也发布了一篇报告，题为《失衡与重构：2014复旦国际战略报告》，回顾2014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是对新一年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对话”报告的几位撰写者，我们试图解答“中国经济如何影响、引领世界”。
对话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中美双核已成世界经济“新常态”
刚刚过去的2014年，按照GDP总量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基本上分别占据世界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而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内部，中国和美国又是两大主力，其经济无论是GDP规模还是增长率，领先优势均较为明显。
世界经济增长的中美双核
记者（以下简称“记”）：因为有了过去这一年中美经济的强势表现，“世界经济由此进入双核驱动的时代”似乎成为业界比较认同的观点。您觉得如何理解这一个“双核时代”，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国友（以下简称“宋”）：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最直观的可通过GDP来考量。
按照汇率法计算，2014年中国和美国GDP分别占全球的13%和22%。两者相加，超过全球经济总量三分之一。
如果按照 IMF 倡导的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GDP与美国GDP接近，占全球GDP比重分别约为16%，中国略高一点。两者相加，占全球经济总量大致也在三分之一。
要说“驱动”，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2014年中美两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贡献要接近60%。
记：GDP 规模确实很有说服力，但这已是过去的一年。未来的驱动力如何体现？
宋：经济增长速度，更能代表一个经济体的活力。
从经济增长速度看，2014年中国和美国分别领跑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内部，中国GDP增长率为7%以上，超过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超过2.2%，大大优于欧盟和日本。事实上，欧盟和日本的经济速度均不到1%，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颓势。
在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速度仍然要快于同类国家。美国消费者信心提升，消费稳定增长，2015年有望实现3%以上的经济增长。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进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保持7%的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也不会太大。
总量的优势，加上经济增长速度的优势，不断拉大中、美与第三大经济体的差距，巩固并扩大了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记：除了这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中美双核的地位，是否也体现在具体的经济领域中？
宋：这是一定的。从国际贸易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市场，超过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并且贡献了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从投资领域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吸收国，对外投资总量也位居三甲。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吸收直接投资全球第二。在能源领域，中美同样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消费者，塑造着国际能源需求格局。在制造业领域，中美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大国，成为全球工业体系的枢纽环节。
从增长双核到治理双核
记：有一个说法，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后危机时代的深入治理时代。既然中美双核驱动着世界经济的增长，那么在这一个治理时代，中美双核是否也应有所作为？
宋：的确，治理已经和增长一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两大主题，要在增长中推动治理，要在治理中实现增长。这是各国都认同的观点，而且在现实中，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和各个主体的治理方兴未艾。
中美不仅要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成为最强劲的动力来源，确保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在世界经济治理中也要扮演关键角色，共同推动经济治理体系的合理和效率。在我看来，中美在世界经济治理领域的互动关系，直接关系到世界经济治理是否能够取得实际效果。
记：您刚提及中美在经济治理领域的互动，可有具体的事例？
宋：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互动，比如去年四季度，中美两国在北京达成气候变化协议，明确了各自温室气体减排的大致路线图，大大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使得其他国家的气候谈判意愿增强。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中美也致力于推动多哈回合巴厘岛一揽子协议的早日实现，维持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帮助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扮演着全球贸易的中心角色。
中美两国虽然在经济治理的原则和路径等方面存在分歧，但在维护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根本目标上拥有着共同利益。
此外，在地区经济治理层面，中美两国同样要发挥重要作用。中美两国都是亚太国家，亚太地区经济治理关乎中美两国核心经济利益。在去年的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一致背书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期目标，为地区经济合作注入强大政治动力。在双边经济治理层面，两国也进行着密集、高层、机制化的宏观经济协调。中美之间有着年度性的商贸联委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重要对话渠道，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增信释疑，协调双方利益。以双边协调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不仅减少了两国间的政策损耗，而且向外界传递了双方合作的正面讯息，有助于稳定其他国家的市场预期。
记：看来中美治理双核的形成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这不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垄断式治理，而是不同发展模式的共同治理，能够为世界其他经济体提供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丰富了治理理念。不仅如此，中美分别代表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两者的共同治理，也能够充分照顾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关切，实现某种程度的利益均衡。
双核合作，避免双核对抗
记：“双核驱动”构成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常态”，是否能够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保持稳定？
宋：基本上，这一“新常态”是成立的，而且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除非双核之间出现了摩擦，甚至是对抗，才会让这种稳定的格局被打破。
作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双核和治理双核，中美两国要努力实现双核互洽，为全球经济产生最大的合作动力，带来最大的治理红利。中美双核可以良性竞争，一定要避免恶性对抗。中美经济良性竞争，有助于通过竞争学习彼此经济政策的长处，最大限度释放两国经济增长的潜能。中美要避免双核对抗，对抗会形成排他性的对立经济集团，不仅损害各自的经济利益，而且无法发挥全球统一市场的最大规模效应，可能将全球经济拖入弱增长，甚至是危机时代。
记：那么，您觉得目前中美双核是否存在对抗的风险呢？
宋：事实上，即便是当前，中美在某些领域似乎有一些双核对抗的迹象。在贸易领域，尽管有亚太自贸区的设想，但亚太自贸区毕竟过于遥远，现实是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排除了中国，而中国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排除了美国。两大自由贸易协定短期内没有并轨对接的可能。在金融领域，原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和正在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被普遍认为是具有竞争性的，美国甚至暗中施压其盟国以防止其加入亚洲基础实施投资银行。
所幸这些对抗，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隐形的。两国政府尚未公开表态反对对方，而且极力避免给外界留有这样的印象。在正式场合，中美双方都在强调合作共赢。道理很简单，中美共存于同一个国际经济体系，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经济体量总体相近。两国经济关系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基于战略考虑的经济对抗或许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伤害，但同样会给本国带来不小的负面冲击。
记：中美双核如何更加紧密地合作？
宋：双核合作的当务之急：一是机制合作。中美要在维护的基础上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美要整合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而非创设更多机制来针对彼此；二是规则合作。规则是经济治理的核心，规则应被用来降低全球交易成本，而非用来打击竞争对手。中美要异中求同，增加规则的衔接和包容。三是议程合作。全球重大经济议程由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中美两国来共同制定。中美不仅有共同制定规则的能力，也有巨大需求。
对话
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亚太经济合作也有新态势
2014年，以 TPP、RCEP、TTIP （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为代表，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议题在亚太地区日益受到政府、市场参与者和普通民众的关注。而亚太地区也正成为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各种倡议和机制彼此角逐、相互竞争的“中心舞台”。在这一背景下，亚太经济合作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态势。
大国主导与互利协商并存
记者（以下简称“记”）：提到新一轮跨区域主义，您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贺平（以下简称“贺”）：以TPP 为例，新一轮跨区域主义具有明显的大国政治特征。跨区域合作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界限乃至对立正在加速弱化。新一轮的跨区域合作，由此成为亚太大国对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个例子，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强调，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并肩合作，寻求“雄心勃勃的、广泛的、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承诺”。
不只是TPP，包括TTIP以及日欧FTA/EPA（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等，虽仍处于谈判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一轮跨区域主义中，美日欧无疑又一次处于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双边和诸边区域合作，则仍秉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立场。以RCEP为例，尤其突出了东盟在贸易自由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区域合作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东盟各成员国被称为RCEP的“主席国”，其他六国的定位则是“共同参与”。RCEP强调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核心和主体地位，对于维系和促进东盟内部的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记：为何各方都在积极参与到跨区域的合作中？
贺：参与跨区域主义的速度、广度和力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各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对各国都非常重要。
规则对接引领新一轮区域合作
记：无论是TPP还是TTIP，甚至更多谈判中的新一轮跨区域主义的议题，与原先在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模式，似乎有很大不同。
贺：是的。新一轮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具有明显的规则导向“色彩”，更为强调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
这些新兴的跨区域主义议题的谈判焦点在于交换各国内部改革，而非传统的交换市场准入。规则、制度而非关税，成为其重点。此外，环境、劳工标准、投资、资本流动、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企机制等越来越多WTO尚未涉及，或超越WTO现有规定的领域，成为新一轮跨区域主义谈判的关键议题。
这其中充分反映了部分先行国家的“规则导向”目标，力图将自身的“规制取向”推广至更大范围的贸易伙伴乃至全球多边贸易当中。
记：您是否比较推崇这一种以规则引领的合作方式？
贺：我的评价是：新一轮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是积极一体化、深度一体化的表现。
所谓积极一体化，强调新协定的参加者，要加强各个政策领域的协调和整合，甚至是创造新的规则和机制，建立“最大公约数”或最高标准。类似地，强调规制协调的深度一体化，则更为适应区域生产体系、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的需要。
对于亚太各国而言，新一轮深度一体化，有益于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国际化，而着眼于关税承诺和市场开放的浅度一体化，显然较难达到这一目标，强调互惠、非歧视等原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就更难以适应这一要求。
不过，在新一轮的跨区域主义谈判中，也并非都是一种模式。RCEP 等传统亚太经济合作所采取的主要路径，仍然是“渐进式贸易自由化”，“东盟+X”模式具有明显的“共同体志向”，明确承认参与国家个体差异和所处不同环境，为最不发达的成员国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并为之附加额外的灵活性。这是对传统的“东盟方式”的重申。“东盟方式”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各方的舒适度和可接受程度，在区域合作中强调协商一致、循序渐进。
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过去的2014年，美国所主导的TPP模式，对RCEP等其他亚太经贸合作倡议形成了现实的“规则竞争”乃至“规制冲击”。
从“好邻居”到“好伙伴”模式
记：如果把“东盟方式”看成是“好邻居模式”，那么那些专注规则统一的跨区域合作就属于“好伙伴模式”。对于中国而言，面临新一轮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坚持“好邻居模式”同时如何理性看待“好伙伴模式”？
贺：随着TPP、TTIP谈判加速推进，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跨区域合作和机制化建设正在不断加强，传统跨区域合作阶段存在的“缺失之环”正被渐渐补上。为此，中国有必要在继续“经营”区域和周边的同时，着力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的制度化建设。
事实上，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集团中，中国已经有了有益尝试，在贸易便利化等务实合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中国周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规划呼之欲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也已亮相。在亚太域内，去年10月24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户北京，与传统的亚洲开放银行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发展援助机构形成了良性的互补。在全球，随着金砖国家务实合作的稳步推进，金砖发展银行将于今年在上海实质性启动。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也已迈上征程。
今后，如何拓展议题的广度和深度，如何提高规则制定和规制统合的共同意愿，如何加强规则的执行效力及其“外溢效应”，都将成为中国在亚太跨区域合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记：在亚太经济合作一系列新的态势下，中国应该怎样做？
贺：中国在新一轮亚太经济合作中，不但要展现大国风范，更要有进取精神，尤其增强自身在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方面的能力，不亦步亦趋，避免一味防御，改变规则“被动接受者”的地位。
一方面，中国要对已有的合作倡议持开放的心态，多做建设性的事。通过对话、协商和信息共享，增加合作方之间彼此的透明度，减少战略猜忌。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最佳实践”的相互学习，如通过APEC和东亚峰会连接TPP与RCEP，通过欧亚会议连接TTIP与RCEP，甚至在WTO内部倡导建立某种形式的交流机制。另一方面，中国也要积极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加入若干个已有的亚太跨区域合作机制，或建立新的机制。其实这两方面同样是中国外交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双边和地区层次的一体化深入向前发展，成为中国未来对外经济合作的首要内容。中国则应正视TPP等新一轮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谈判的积极意义。即便在短期内不加入TPP，日后在RCEP及其他自贸区谈判中，中国也无法回避此类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做好对TPP 等新型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发展趋势的研究，尽早完成国内深化改革和加速开放的制度性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