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路透社根据获得的信息，报道了美国官员如何通过幕后游说，让印度撤销了笔记本电脑的许可政策。2023年8月，印度政府突然宣布要对进口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实施许可证制度，并且要求立即执行，公开理由是为了“确保值得信赖的硬件和系统”进入印度。消息一出，美国电脑企业震惊，在内部交涉时，美国政府直白地表示了不满。最终，在华盛顿的压力下，新德里先是推迟这一政策的执行时间，随后提议采取更简单的进口登记程序，最终私下承认推出这一政策是错误的，并取消了这一政策。
尽管戴尔和惠普等美国公司在本国政府的帮助下，侥幸躲过一劫。但是，美国企业仍然担心印度政府是否会遵守WTO义务，以及它是否可能突然出台其他规定。因为在全球“泛安全化”氛围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正不断借口“安全担忧”，推进一系列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其实质是试图通过保护主义的做法，尽量减少进口，施压重点行业迫使其将产业链转移到印度来推进“印度制造”。
就电脑市场而言，印度每年消费达80亿美元，其中约65%依赖进口，但印度本土品牌却只占很小一部分市场份额。因此莫迪政府早在2023年5月推出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2.0中就明确了推进IT硬件发展的计划。以安全为借口推行IT的进口限制令，来施压戴尔和惠普等公司将产业链转移到印度，助推所谓的“印度制造”，不过是这个计划下的一项既定措施。
印度政府“泛安全化”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下，中国企业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打压。不过，美国企业也难逃此劫。例如，印度以安全担忧为理由要求“数据本地化”，主要是给万事达、亚马逊、微软等施加严格的电子商务规则，等于是变相搞出了“贸易壁垒”，增加了这些美国企业在印度的运营成本。尽管美国政府表示反对，双方也在“印太经济框架”下进行沟通，试图协调彼此的数字政策，但是印度政府迄今没有放弃基本的立场和诉求。
显然，美印虽然在共同遏制中国的方向上形成了某种“合流”，但在彼此的经贸政策上仍然“针尖对麦芒”。根本原因在于，美印都将经济问题安全化，都越来越采用具有保护主义意涵的经贸政策，自然地在经贸政策上形成某种“安全”的对立。新德里推进的“印度制造”和华盛顿的“制造业回流”形成竞争，而不是错位互补。同样，新德里满意于对美的贸易顺差，这却让华盛顿颇为不悦。
近些年来，印度的政治精英们一股脑幻想着要以战略上站队美国，通过保持中印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来换取华盛顿不断地帮助印度实现经济崛起。他们经常援引中国发展的例子，认为中国发展是因为自改革开放时期就选择在美苏对抗中站队美国，认为如今的印度正面临和当年中国类似的战略机遇。
显然，新德里战略界对中国发展的错误解读，为自己站队美国臆测了“一厢情愿”的理由。任何有战略思维的分析家都不难看到，一个有望实现“赶德超日”的崛起印度，也将被华盛顿当作潜在的防范对象。虽然短期内中国可能或多或少地成为美印战略合作的黏合剂，但随着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种黏合的作用和时效都将是有限的。
华盛顿为了配合印度战略界的这种幻想，不断造势要帮助发展印度制造业以“替代中国”，甚至搞出“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旨在加强军事装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合作来与中国竞争。只是，新德里动不动就对外企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导致美国企业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到印度投资。近几年来，美国对印投资不断下降。而iCET则是美国试图在新的防务技术和高新技术平台上锁定印度的政策，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印度战略摇摆的问题。新德里越深入参与到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合作，就越会察觉到自身战略自主性正在不断丧失。最终新德里会发现，iCET是新德里战略自主性的“慢性毒酒”。
在实际的贸易操作中，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在经贸领域对印度挥舞大棒。例如，美国媒体近期报道了印度虾产业面临的严重劳工和环境问题。印度是美国主要的虾类供应商，占美国虾类消费总量的约40%。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了泰国海鲜业的劳工问题，导致美国对泰国的虾实施禁令，印度是否可能重演这一幕，值得观察。（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