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
这次通话是两国元首时隔100多天后的又一次重要战略沟通，有助于推动落实去年11月中美峰会达成的“旧金山愿景”，减少美国大选等因素对中美关系的企稳态势带来的冲击。
2023年11月15日，美国旧金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图/新华
中美关系企稳态势持续
习近平在通话中指出，去年11月，我和总统先生在旧金山会晤，开启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这几个月，双方团队认真落实我们达成的共识，中美关系出现企稳态势，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欢迎。近一个时期，中美在经济、金融、商业、军事、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政府间对话得以启动或恢复，双方高级别官员之间的沟通更为频密、深入，对外释放了中美试图为两国关系增加更多确定性和建设性的积极信号。
在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后，美国财长耶伦又一次开启了她的访华之行。作为拜登政府的重要阁员，耶伦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与中国“脱钩”将带来“灾难性影响”，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共赢的经济关系。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在近期访华。布林肯曾在去年6月访华，是近五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要聚焦外交、战略等领域的议题。过去几个月，中美外交部门已经围绕政策规划、海洋安全、亚太事务等进行了磋商。
无疑，面对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寻求连任的拜登需要向选民展现政绩。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延宕的背景下，对于拜登政府的外交成绩单而言，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所言，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不能不来往、不打交道，更不能冲突对抗，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继续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道路向前走，而不应该走回头路。
事实上，无论是在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还是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无论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还是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美都存在共同利益，理应加强对话合作。
消极因素值得重视
然而，在中美互动出现积极态势的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有所增加。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层出不穷，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2月下旬，美国商务部围绕中国汽车是否因其传输的数据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启动相关调查。3月底，美国商务部修订了芯片领域的出口管制规则，给中美两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施加了更重的合规负担。此外，美国方面炒作所谓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有意在太阳能光伏板、电动车、成熟制程芯片等产业领域对华加大施压力度。
习近平在通话中对拜登表示，美国的相关做法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如果美方愿意开展互利合作，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在经贸和科技领域之外，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展现出消极动向。美国海军、印太司令部等机构力图推动台湾当局参与所谓“联合岛屿防御概念”计划，增强美在“第一岛链”沿线的对华军事遏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勾连，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有关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将所做的承诺落到实处。在此次中美元首通话中，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
此外，南海地区形势的紧张因素增多也与美国有关。近期，菲律宾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派运补船、海警船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对该军舰进行维修加固。3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电话，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捍卫其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
明确处理中美关系的三原则
今年美国将举行大选，美国国内政治争斗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外溢性影响不容忽视。一些美国政客借助“中国议题”示强斗狠，捞取政治好处。鉴此，必须对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的消极苗头进行必要的回击。
拜登在两国元首通话中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双边关系，美方愿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避免误判，推进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习近平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他指出，今年的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一是以和为贵，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不断提升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二是以稳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三是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将“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
中美两国元首认为，这次通话是坦诚、建设性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纽约时报》刊文指出，在选举年的这次通话，彰显了拜登政府试图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努力。
未来一个时期，美方应重信履诺，同中方相向而行，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维护好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势头。
（作者赵明昊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