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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心举行113周年校庆报告会

发布时间:2018-05-25浏览次数:278

2018年5月25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心主任石源华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周边学’新学科的探索和建设”的讲座。石源华教授从时代需求、历史变迁、理论体系、学科框架等角度对“中国周边学”新学科进行分析与阐释,并对“中国周边学”建设提出设想与建议。本次论坛为复旦大学第113周年校庆报告会、复旦大学传世之作精品项目年度报告会暨“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论坛第六十五讲”,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霞琴主持。

  

一、建设“中国周边学”的时代需求

  

石源华教授首先表示推介的“中国周边学”的地理范畴是一个“大周边”概念,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南太平洋6个次区域。中国“大周边”国家不仅包括直接与中国陆海接壤接界的20个国家,而且包括不与中国直接相邻、但处在中国“大周边”的44个国家(27个亚洲国家、16个南太平洋国家以及美国这一特殊邻国)。鉴于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起源于时代的需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都离不开对于周边地区国家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石教授认为“中国周边学”的提出和新学科的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求和产物。


中国周边外交地位逐步提升的需要。“周边”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与安全战略文献之中。90年代初起,中国官方开始广泛使用“周边”、“周边环境”、“周边安全”等概念表述国际形势、外交战略与亚太地域。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将“周边国家”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划出单列,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成为中国外交总布局的三大支柱。 2002年和2007年,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将中国外交总布局连续两届将中国外交排序确定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继续不断提升。201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将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提升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的高度。2017年,中共十九大继续高度重视中国周边外交。石教授预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至少在2035年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前,中国周边外交仍将处于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级大国后,中国外交将更多关注全球问题,但周边外交仍将继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由于中国周边外交的研究水平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实际需要处于不对称的状态,而且中国周边外交的整体研究处于滞后和散片状态,缺乏对于周边外交的理论性、系统性、体系性研究和总结,尚未将其提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因此为了适应中国周边外交定位不断提升的需要,建设“中国周边学”的学科体系刻不容缓。


中国走向大国强国的时代需求。根据中共十九大设计的至本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路线图和“中国梦”远景规划,2020、2035、2050这三个时间节点将见证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将强未强国家到世界超强国家的巨大转变,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国家定位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石教授认为,“中国周边学”新学科将研究和解决强起来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和周边的“中心国家”,将如何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建设中国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并实现中国强大后仍不称霸的庄严承诺。为此,需要避免使用“中国中心论”的提法,导致国际社会不必要的争议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中国周边学”提出和建设的历史目标和任务是,实际解决中国成为周边和世界“中心国家”后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应对方略和理论建树。

“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要。中共十九大后,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向周边地区混合投射软硬实力的最佳模式。根据中共十九大设计的实现“中国梦”的时间表和两大步发展的路线图,“一带一路”倡议将与“中国梦”路线图的推进,同步融合,环环相扣,互相结合,并且将主要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中国周边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建设计划所产生的响应,通过对中国周边外交、周边政治、周边安全、周边军事、周边经济、周边文化乃至语言等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并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利器。石教授指出“中国周边学”的建设必将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步推进。


“中国周边学”建设的学科需要。石教授认为中国周边外交问题研究目前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偏窄,缺乏对于周边国家群体、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全面关注和研究,相关周边国家的语言人才也处于极其缺乏的状态,“中国周边学”需要从头开始,努力建设“中国周边学”新学科。“中国周边学”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国周边学”应该与“中华美国学”、“中华欧洲学”“中华日本学”、“中华俄罗斯学”等一样,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努力建设成为独立的新学科,建立相应的全国性学会、学刊、论坛等,形成专业的学者群,推动“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化,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时代使命。

  

二、“中国周边学”的历史变迁

  

“中国周边学”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结构严密而理论完备的“封贡体系学”治理着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长时期为维系东亚社会的和平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内外学者提出诸如“册封关系体制说”、“东亚世界体系说”、“中华世界秩序说”、“华夷秩序说”等都肯定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独立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体系,但对古代“中国周边学”的解读各有差异。历史上的“中国周边学”既有精华,亦有糟粕,需要进行扬弃性的研究和总结。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和日本对东亚和中国的侵略,中国逐步走向衰弱,彻底改变了中国与周边世界的政治安全结构,不仅中国自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瓜分奴役的对象国,而且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封贡国家和友邦国家全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或各国争夺的势力范围。中国主导的“封贡体系学”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随之走向衰微、瓦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畸型的状态:一方面,中国与周边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同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压迫,失去了完整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中国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又与周边各国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复国的斗争紧密结合,相互支持和帮助,出现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与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民斗争并行的局面。  历史上中国强则周边稳、周边兴的局面为中国弱则周边衰、周边亡的乱局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坚持长达14年之久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其重要的提升,中国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复国斗争也得到了中国朝野更加有力而无私的支持。战后,中国积极支持印度、韩国、缅甸、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独立建国事业,支持泰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与周边新独立国家建立了友好的邻邦关系,出现了以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给“中国周边学”的新生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周边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周边外交问题研究进行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不少富有创见的理论和政策,如对外关系的六条方针 、独立自主的对外交涉原则、处理周边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等,而且已经本着和平协商的原则,与14 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国家划分了边界,对于稳定当时中国周边政治安全形势,争取中国和平建设的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中国周边学”的产生建立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然而冷战时代,治理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格局的基本思路是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的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理论体系,中国周边外交理论难脱其影响,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中国周边学”的条件尚未成熟。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大国,主导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格局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稳定论、市场经济体系和西方价值观念的一元结构。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如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经贸组织WTO,表明中国认可西方制订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国际规则,并在此之下,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外交有了重大的推进,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判断,为建设独立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中国周边学”新学科作出了重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要素。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安全和经济合作的核心国家和中流砥柱,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周边学”应运再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和中国学者的时代使命。

  

三、“中国周边学”的理论体系

  

石教授指出,“中国周边学”新理论体系并非恢复历史上的“封贡体系学”,也有别于西方别有用心人士所渲染和一些周边国家人士所担心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在总结和吸取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和东方国际关系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创建符合时代需求和民族特点的中国特色新理论。“中国周边学”有别于现有国际关系学界习惯于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阐述当今现实国际问题的固有定式,突破西方范式的理论观念,提出和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理论新体系。


石教授从战略层面、经济层面、安全层面、政治层面、理论层面阐释了理论新体系的主要特征,以全方位论证“中国周边学”并非简单接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而是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摒弃其种种弊病。

  

四、“中国周边学”的学科框架

  

“中国周边学”的时代使命:研究和论证“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阐述其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时代使命是要研究和解决好强起来的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共建命运共同体。


“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建设:界定“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主要是学问研究而非学位设置,研究和论证“中国周边学”的研究领域、理论体系、基本内涵(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方法、以及团队建设、推介阵地等。


“中国周边学”的地理范围:动态区别和分类研究中国周边地理范围:陆地邻国、隔海邻国、次区域国家、周边国家、大周边国家等。


“中国周边学”的战略定位:研究论证中共十九大以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定位,至少在2035年前中国周边外交仍将占居中国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其后中国周边外交仍将占居重要地位。


“中国周边学”的史料建设:首先是收集和整理已经公布的中国外交档案资料、文献资料、报刊资料以及口述历史资料等,进而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相关中国周边外交问题,周边国家国情的档案资料。组织各类史料和编撰年度编年史、专题编年史、编年史的出版等。


“中国周边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和阐述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精华,剔除其不适合时宜的糟粕,构建和阐述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和以“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目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包括文化观、价值观、义利观、近邻观、和平观等在内的中国周边外交新思想的新理论。


“中国周边学”的战略架构:着重研究和阐述十八大以来倡议和实施的以建设“两个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安全观”、“亚投行”等以及不断新提出的战略性举措,构建中国周边外交新的战略架构。


“中国周边学”的实施路径:总结、研究和阐述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以及推行的“合作共赢”核心理念、新型大国关系、各种形式伙伴关系、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维权维稳的平衡、“亲诚惠容”的新思维、解决分歧和争端的“双轨思路”,“六大板块”和“印太两洋”的统筹等为主要内容的周边外交实施新路径。


“中国周边学”的新问题:提出、研究和阐述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将强未强到世界超强国家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


“中国周边学”的关联学科:研究和阐述“中国周边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语言学、地区国别学、中国边疆学(边海学)、中国海洋学、中国军事学、中国政治学、中国军事学、中国人类学、中国跨境民族学、中国跨境区域学、中国跨境宗教学、中国跨境水外交学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共同促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五、“中国周边学”建设的设想和建议

  

石教授认为“中国周边学”产生的时代条件已经成熟,国家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现实需要,成为催动“中国周边学”问世的现实驱动力。 积极推介和研究“中国周边学”,可使其为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和中国强国外交的实际运作贡献智慧和力量。石教授呼吁学术界必须关注建设“中国周边学”,并提出以下设想与建议:


1. 积极推介和研讨“中国周边学”,研究其概念内涵和理论范式,形成较为一致的认知和开展研究的共识,明确“中国周边学”将为中国强起来后如何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建设“命运共同体”,作出特殊的贡献,并对展现中国实现强起来后也不称霸的庄严承诺,发挥积极的作用。


2. 设置“中国周边学”论坛,创办“中国周边学”学刊,或在相关刊物设置“中国周边学”专栏,广泛开展研讨,推介新概念,逐步形成一批专论“中国周边学”研究性理论专著,奠定“中国周边学”新学科的理论基础。


3. 积极推动媒体宣传,使学术界和国人逐步接受这个“中国周边学”新学科,进一步开展研究“中国周边学”相关内容的研究,鼓励涉足“中国周边学”的研究禁区和研究无人问津的若干重要问题,探索中国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和实践方案,更好地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贡献智慧和提供服务。


4. 建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以及各省市社科基金设置相关项目,资助和扶植“中国周边学”研究,包括已经资助的正在进行的中国周边国家档案收集与研究等,继续大力推进中国周边外交史料整理和研究,加强对于“中国周边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于中国周边国家的语言学建设和国别国情研究,创造条件编撰中国周边外交史料汇编、中国周边国家国别史、中国周边外交史等基础研究,奠定“中国周边学”的基础建设。国家出版部门应该为这些著作的出版提供便利。


5. 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中国周边学学会”,集结全国学者,合力协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努力探索和解决中国周边外交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


6. 鉴于中国周边学包容学科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并不适合设置独立的“中国周边学”一级学科,应是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军事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设置二级学科或三级研究方向,吸引和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从各个不同领域,积极开展“中国周边学”研究,培养和形成“中国周边学”研究的学术团队和后备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