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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简军波、严少华:世界变局中,欧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上)

发布时间:2025-07-16浏览次数:23

(来源:《世界知识》,2025年第14期)

当历史的长河漫过半个世纪的堤岸,中欧关系的航船已驶过冷战阴云密布的峡湾,正破浪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激流之中。1975年,一纸建交公报在北京与布鲁塞尔之间架起桥梁,为分裂的世界注入一缕和解的光芒。50年风雨同舟,中欧于绿色转型中共绘低碳长卷,于数字经济里同织创新经纬,于人文往来中展开文明对话。中欧班列的汽笛声里,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当单边主义掀起逆流,当地缘冲突撕裂共识,这个覆盖万亿美元市场的伙伴关系,始终是世界的稳定锚链。

变局中,分歧偶起迷雾,挑战或泛涟漪,但中欧协作的累累硕果都在轻声提醒,中欧是互利共赢的同路人。世界的未来,不属于筑墙者,而属于架桥人。50年不是句点,而是新程的起点。就像老茶几泡才回甘,不妨坐下来好好沏。

本期“封面话题”特邀中国欧洲研究学界的四位资深学者举行圆桌讨论,围绕中欧关系的四个议题展开抽丝剥茧般的深度剖析。今天发布这次讨论的上半部分。

 ——编者手记

嘉   宾: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忻 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简军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严少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主持人:

邹琰宁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中欧关系的意义超越双边

张健:中欧是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50年间成果丰硕,双边关系的全球性、战略性日渐增强。中欧关系由弱到强,各方面的发展有很多数字都可以说明问题。就拿贸易额来看,从1975年的24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7858亿美元,增长了300多倍;投资方面,从零上升到2600亿美元,增长也非常之快,变化翻天覆地。如今中欧经济总量已超过世界三分之一,贸易量超过四分之一。双方之间的联通也非常频密,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到目前为止已突破10万列,航空货运量和日均航班量也很高。多层面、多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机制不胜枚举、非常成熟,这也是中欧关系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当然,过去50年中欧关系也曾经历一些波折,但韧性很强,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头。

总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中欧关系:一是复杂性,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还有不同欧盟机构,它们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使得欧盟内部的对华声音非常多元。二是由此产生的多面性或多样性,从过去到现在,中欧关系中始终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太好的一面,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不可偏颇。三是平衡性,欧盟内部多元的决策主体能够使其对华政策相对平衡,不会过于偏激。

中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管国际和欧盟内部形势如何变化,双方的合作面远大于分歧的一面,合作的大方向没有变,互惠互利的关系也没有变,且中欧都从这样的关系中获益。所以,中欧对彼此都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即合作伙伴。未来一段时间内,相信中欧关系应该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忻华:中欧关系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节奏大体相同。2003年至2004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期欧盟委员会出台了中国与欧盟关系长期政策文件,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历史上中欧关系发展的最高点,中欧之间的相互认可、支持与合作达到最紧密的程度。

此后,中欧逐渐相互疏远与不信任。特别是2015年至2016年,欧洲发生了恐怖袭击、难民潮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这也标志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出现逆转。从那以后到现在的十年间,随着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美欧登堂入室和逐步崛起,欧洲对华认知走向负面,越来越强调中欧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其中有几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时间点值得提及:2016年底,欧盟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此后的2017年9月,欧盟出台了所谓“扭曲市场的中国经济情况”评估报告,这意味着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和定位发生了较为根本的变化。2019年欧委会发布《欧盟对华战略展望》文件,确立对华“谈判的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至今为止,欧洲越来越认为竞争性已是中欧关系中的重要一面,挑战越来越突出。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于,欧洲政治精英接受了西方战略研究界提出的“新冷战”理念,越来越采用“阵营对抗”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越来越多地从地缘政治冲突的战略视角而非经贸关系的视角来看待中欧关系。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延宕甚至不断升级,欧洲非常关注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或者说中俄关系的密切程度。

回望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在认知方面,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这50年间,中国要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以一直在思考如何与西方世界打交道。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欧洲是作为美国的一个镜像而存在的,是“另一个西方”,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美国,所以欧洲一直被视为重要的战略存在。

简军波:2005年至2006年,欧盟对华政策聚焦经济竞争议题,核心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发布可以被视为欧盟对华定位从伙伴逐渐变成竞争者的转折点,欧洲自此开始认为中欧之间不仅存在机遇,也有不少挑战。如今,在欧盟一些对华政策相关的正式文件中,制度对抗、地缘政治竞争等字眼已时常出现。

原因是什么?因时代和国际力量格局已发生变化,这是客观规律,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主观的。中国继续选择和平、开放,而欧洲一定程度转向了地缘政治竞争,它是欧洲试图实现战略自主的基本途径,也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所以欧洲和中国开展合作基本在地缘政治竞争这一大框架之下进行。换句话说,在欧洲看来,竞争与合作并非平行关系,而是从属关系,总体思路仍以竞争为主,这也是欧洲在和中国合作时总是有些“别扭、拧巴”的原因。

现在中欧之间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简要来说有三方面:一是经济竞争。中国的产业升级不可能停顿,科技进步也不可能阻挡,而欧洲的经济发展和创新有些吃力。欧洲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认为和中国在商品或投资、双边或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所以选择采用保护主义手段应对。二是双边关系泛安全化或政治化。欧洲近年提出“去风险”政策,从所谓“保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处理与中国在经济、科技、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关系。三是欧方意图在国际层面上对冲中国的影响力。例如,欧盟2021年12月推出名为“全球门户”的全球性基建计划,旨在通过动员3000亿欧元公共与私人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数字、能源、交通、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布局发展中国家市场以提升欧盟的全球竞争力和规则制定权。该计划强调所谓“民主价值观”“高标准”和“绿色转型”,被外界视为对抗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工具。此外,欧盟2021年9月正式发布《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旨在通过强化经贸合作、规范价值输出及多边机制参与,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这三个问题短期内无法系统性地解决,可能会成为中欧间长期的挑战。

但总的来说,50年来中欧关系发展的意义超越了双边。从经济层面看,中欧是全球两大开放经济体,双方在半个世纪、尤其是近35年间急速、深刻的经贸交流有力塑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如果中欧没有双边经贸交流,没有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经济上的多边主义,那么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就不会如此繁荣。从安全层面看,中欧关系在稳定国际社会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两大力量进行和平交流,这个世界会乱得多。欧洲长期作为霸权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中国与之发展关系实际上有助于抵抗霸权主义。以史为鉴,未来中欧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这是过去的历史事实,也是对将来的期待。

严少华:我重点谈一谈中欧关系50年间的变与不变,这或许能够对未来50年双边关系发展产生一些启发。首先是变化,一是世界格局发生转变。1975年中欧建交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格局。冷战结束后,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世界是一个美国拥有超强实力地位的相对单极的格局。如今,世界进入多极化阶段,欧洲也意识到这一点,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中欧关系从过去到现在乃至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大背景。在此背景下,中欧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欧建交时,中国是欧洲的援助对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迅速腾飞,越来越变成欧洲的平等合作者。

二是世界格局与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连锁反应,自然推动了欧洲对华认知的变化,即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为所谓的三重定位。尤其在中欧关系中起到支柱作用的经贸领域,欧洲在建交时很大程度上把中国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市场,如今强调要平衡中国市场带来的机遇和风险。

三是中国认为中欧分处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政治矛盾,这是过去50年中欧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中欧关系区别于中美关系的关键差别所在。但在欧方看来,这个叙事正发生微妙变化,安全议题过去并不那么受关注,而现在日益成为中欧关系中和经贸同等重要的议题。过去,欧洲更多强调与中国的安全合作,2003年欧盟出台首份安全战略,中国和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被并列定位为安全伙伴,欧洲主张加强与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合作。从2016年的欧盟《全球战略》,到2022年的《战略指南针》,北约对中国的定位,以及北约秘书长近期发表言论将中国描绘为对欧洲和其他地区安全的所谓“军事威胁”,欧洲对华安全认知正发生缓慢变化。

当然,中欧关系也有不变之处。一是中欧的价值观差异没有改变,尤其是在中国看来,和欧洲始终存在清晰的制度差异。二是中国对欧洲的伙伴关系定位没有变,一直把欧洲视为经济发展的战略伙伴、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推动全球化的力量,以及反对霸权主义、支持多边主义的一方。三是经贸领域作为中欧关系“压舱石”的地位没有变,尽管如今受到了欧洲“去风险”政策、保护主义行为带来的挑战,但是双方在经贸上对彼此仍有巨大需求,存在巨大共同利益。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对欧洲有哪些需求

张健:中欧对彼此的需求是相互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双方之间有一些摩擦,但仍然能够克服并继续向前走的原因。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是对欧洲的市场有需求。欧盟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是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消费能力较强。2024年中欧7000多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占5000多亿,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足以证明这个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国希望能够维持与欧经贸关系的稳定。

二是在投资上,过去几十年质量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对华投资大多数都来自欧洲,中国也一直欢迎欧企来华投资,希望欧企进入中国市场从而促进竞争,带动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这个政策未来也不会发生变化。

三是与投资相关的技术引进的需求。过去几十年,中国从欧洲引进了很多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作用。现在虽然中国的技术在发展,而欧洲相对慢一些,但欧洲仍有一些技术具有先进性,值得中国学习。

四是制度建设的需求。如今中国倡导制度型开放,这意味着一些标准和规范需要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对接。欧洲具有先发优势,相对发达,在产品标准设置等方面比较成熟,在环境保护等领域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如何吸收、利用欧洲比较先进的规范和发展理念,从而能少走一些弯路。因此,中欧在制度性合作方面的空间较大。

忻华:尽管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半导体制造等“硬科技”领域,欧洲并非全球技术策源地,但其传统制造业的深厚积淀和特定领域的技术转化能力构成独特优势,特别是在将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新兴技术深度赋能工业生产方面,欧洲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中国取经。近年来,中国多家头部车企积极在德国等传统高端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国家设立研发中心,通过深度对接欧洲成熟的工业体系与技术资源,加速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有效助力自身实现了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

中欧也可以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在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外部供应链安全已成为每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和战略研究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为确保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自身经济的韧性,各国纷纷在涉及本国资源供应、具有重要影响的第三方区域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外交和发展援助,尤其是在非洲和拉美,因为这两个地区拥有关键矿产等重要资源。在这个方面,中欧并不一定完全是对抗性的,也可以开展合作。例如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间可以形成平等互利的合作。中欧都主张要坚持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因而中欧各自的倡议具有天然互补性。中国愿与欧方共同践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尊重彼此发展道路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重点加强在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等新兴领域的战略对接。通过整合中欧在基建融资、技术标准、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双方可共同打造高质量、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在战略安全层面,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甚至时有升级迹象,中东地区局势复杂演变。对中国来说,乌克兰和中东局势的相对稳定符合自身利益,毕竟俄乌所在之处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推进的重要区域,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2024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中约一半来自中东,液化天然气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因此,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需要与欧洲携手缓和急剧动荡的地区局势。欧洲也对碎片化的周边安全形势感到非常头痛,所以在这个层面与中国有着共同的战略诉求。

简军波:从经济方面看,欧洲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重要。欧洲是中国对外贸易重要顺差来源,也长期是中国外来投资、先进工业设备和技术来源地,在反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潮流方面也是中国的潜在伙伴。但要让中欧关系为中国发展服务,其中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在投资方面,过去中国在西欧、北欧的投资并购较为活跃,如今却受限。近年欧盟基于“外来投资审查机制”,对中国对欧投资的安全审查趋严,仅2024年就有超过20宗中资企业并购案因所谓“国家安全风险”被否决,涉及港口、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如何在现有约束下进一步扩大投资潜力,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中东欧尤其是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基建合作多以项目工程形式展开,主要采取基于商业可行性和发展需求的融资合作模式。不过,目前类似工程在欧洲的推进难度增加,如何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同样需要破题。中国在欧商业经营中,也需有效应对欧洲内部政治因素及美国等外部力量的干扰。此外,中国也需要解决好欧盟对华“去风险”政策下双方部分产业链脱离对各自经济的冲击,等等。

在国际战略层面,欧洲能够缓解中美博弈对中国带来的压力,同时在美、欧“两线作战”对中国不利。如果没有欧洲作为缓冲中美博弈的第三方因素,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压力将显著增加。中国作为传统陆权与海权交汇的大国,历史上曾长期面临海防与陆防孰轻孰重的战略抉择,清代“海防塞防之争”便是典型案例,当代中国同样不能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况。因此从宏观的视角看,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发展环境更趋复杂,既需应对太平洋方向的竞争态势,又需稳定欧亚大陆的地缘博弈,同时还要维护印度洋方向的航道安全。多线压力叠加之下,尤需做好战略资源的统筹分配。在此背景下,深化与欧洲的战略协作,保持与欧关系的健康稳定,能够有效减轻中国在国际战略博弈中的综合压力。



严少华: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对欧洲的需求是动态变化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中欧建交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欧洲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引进来”,包括引进欧洲的资本,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这一阶段中欧有很多非常好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1994年中国政府和欧盟在上海联合创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这是一所世界顶级的商学院。前段时间欧洲理事会前主席米歇尔被任命为该学院特聘教授,他表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欧中成功合作的典范,希望促进欧中合作结出更多硕果。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飞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由此欧洲对中国来讲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置持续向上游攀升,中国对欧洲市场开放度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使得中企需要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以释放发展动能。中企期待欧洲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环境,通过降低非关税壁垒、提升认证互认水平等方式,推动更多优质的“中国制造”产品与服务进入欧洲市场,这既是中企参与全球竞争的合理诉求,也是欧洲消费者共享中国创新发展成果的机遇所在。其二,中国对前沿技术、高端人才及产业链资源的整合需求日益迫切,欧洲在精密制造、生物医药、绿色能源等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与创新生态,为中企实现技术融合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2023年12月7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明确提出,中方愿将欧盟作为“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这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对欧洲在经贸领域的关键需求。

此外,在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对欧洲也有战略上的需求。中国不应把欧洲预设为西方阵营的一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中国的一些政策选项,而至少应该从防止所谓“新冷战”的高度来看待欧洲的作用。中美博弈是否会走向所谓“新冷战”,欧洲的选择不容忽视。因此欧洲不仅仅是在被动地回应和适应中美博弈,也可以主动塑造博弈态势。欧洲若能超越选边站的思维定势,变得相对更加自主、团结和开放,完全有能力成为中美博弈的稳定锚,这样的欧洲将是破解“新冷战”陷阱的关键变量,既符合欧洲的自我定位,也契合中国的战略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