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长河漫过半个世纪的堤岸，中欧关系的航船已驶过冷战阴云密布的峡湾，正破浪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激流之中。1975年，一纸建交公报在北京与布鲁塞尔之间架起桥梁，为分裂的世界注入一缕和解的光芒。50年风雨同舟，中欧于绿色转型中共绘低碳长卷，于数字经济里同织创新经纬，于人文往来中展开文明对话。中欧班列的汽笛声里，更藏着最朴素的道理：当单边主义掀起逆流，当地缘冲突撕裂共识，这个覆盖万亿美元市场的伙伴关系，始终是世界的稳定锚链。
变局中，分歧偶起迷雾，挑战或泛涟漪，但中欧协作的累累硕果都在轻声提醒，中欧是互利共赢的同路人。世界的未来，不属于筑墙者，而属于架桥人。50年不是句点，而是新程的起点。就像老茶几泡才回甘，不妨坐下来好好沏。
本期“封面话题”特邀中国欧洲研究学界的四位资深学者举行圆桌讨论，围绕中欧关系的四个议题展开抽丝剥茧般的深度剖析。今天发布这次讨论的下半部分。
嘉 宾：
张 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忻 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简军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严少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主持人：
邹琰宁 《世界知识》杂志社编辑
欧洲如何依托中国实现自身诉求
张健：贸易上，欧洲非常重视中国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希望中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欧洲认为，自1985年后，对华贸易逆差开始出现并逐步扩大，所以希望减少所谓的“贸易不平衡”。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欧洲不满足这一地位，期望能扩大对华出口，这是它比较大的一个诉求。特别是在当下国际贸易形势充满不确定性，欧美双边贸易可能受到较大冲击的情况下，欧洲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还会提升。
投资上，相比于中国希望欧洲企业来华投资，如今欧洲在这方面对中国的需求更强一些，尤其希望中国加大对欧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的绿地投资。欧洲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中企赴欧投资建厂，助力自身实现绿色发展和数字转型。目前欧洲的绿色转型并不顺利，实现目标的难度较高，出现了一些政策回调的迹象。这方面中国对欧洲的作用不可替代。
发展经验上，这些年中国已从一个“落后者”变成“领跑者”。过去欧洲普遍认为，中国很难有创新、很难成功，即便成功了也很难持久。但是如今，这个看法受到了事实的强大冲击，现在欧洲内部出现越来越多关于“中国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认真讨论与研究。所以欧洲事实上正在且希望更多地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以促进自身发展，这也是中欧关系的新发展趋向。
忻华：欧洲在战略上永远需要中国。这主要由两点因素决定，一是欧洲的战略文化历来是多方下注，以期左右逢源，所以它不会和中国彻底闹翻，不会像美国一样与中国展开激烈、明显的博弈。回望历史，欧洲始终寻求在多个强大力量间保持平衡，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二是欧洲目前两边受困，一边是美国，其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执政，在经贸与技术上对欧洲形成挤压和竞争，换句话说，特朗普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对美国不利，采用激烈而强硬的手段，力图改变这一格局，促使美国在与中欧的贸易中实现顺差，同时在“新兴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国际地缘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特朗普政府将欧洲视为障碍甚至对手，对欧敌意越来越强烈。美欧的战略不信任加重，双方之间裂痕扩大。另一边是俄罗斯，乌克兰危机目前暂无减缓或停息迹象，欧洲难以接受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想要实现的战略诉求，又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俄按自己意愿改变。欧洲既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发展竞争”，又面临来自俄罗斯在传统地缘安全层面的所谓“生存威胁”，处境非常尴尬且棘手。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定是需要中国的。
欧洲在经济上也始终需要中国。原因在于，乌克兰危机造成的能源危机导致2022年以来欧洲经济和1970年以后美国经济的演变路径非常相似，欧洲现在面临着当时美国所出现的经济问题，例如经济滞胀、产业空心化等。对此虽然欧洲想了很多解决办法，但成效有限。实际上，2023年和2024年欧洲经济增长接近于零，其中德国经济呈负增长。欧洲目前的经济困境尚未摆脱且或将持续，因此需要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获取促进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或源泉，对华会采取较为务实灵活的态度，在特定领域和议题上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
严少华：中国可以成为欧洲提高竞争力、实现繁荣的伙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欧洲以汽车、机床、化工技术等为核心，通过大众、西门子等企业对华投资，帮助中国快速搭建现代工业体系，这一合作不仅打开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更通过中国制造的规模化降本效应，反哺欧洲的技术研发与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彼时的成功故事仍可以发生在当下。如今中国对欧洲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具备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以及中欧班列这样的高效物流网络。同中国合作，对欧洲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摊薄研发成本，借助中国供应链效率保持全球竞争力。欧洲若想实现绿色转型与产业升级，必须依托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场景与产能支撑。
另外，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机制出现一定真空。要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欧洲需要中国这股关键力量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中国还可以成为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借力。战略自主是欧洲核心的政策话语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其内涵既包括希望更加独立于美国，又有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的崛起国家间的关系。尽管欧洲的战略自主也有防范中国的一面，但在特朗普2.0时代，一个稳定的中欧关系可以给欧洲与美谈判提供一定的回旋空间。
欧洲在战略安全上也对中国存在需求。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上，欧洲希望中国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能够止战促和。不过，欧洲的心态也比较矛盾，在期望中国发挥作用的同时又很“恐惧”中国谈论欧洲安全问题。欧洲需要意识到，中国能够在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中成为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存在。
简军波：欧洲目前面临相当艰巨的挑战，其中经济发展迟滞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决定了它在经济上需要和中国合作。致使欧洲经济遭遇结构性低迷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有几点需要重点关注：其一是能源挑战与能源转型的困难。一方面，欧洲电网系统升级滞后，现有输电网络难以匹配风光发电的波动性，导致大量清洁电力被迫弃用或引发负电价现象。同时，储能设施与跨境输电能力不足，使区域电力调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欧盟虽设定2030年减排目标，但实际年度投资缺口较高，关键领域如氢能基建、工业脱碳技术落地率低，成员国间分歧进一步削弱政策合力。这些导致绿色能源发展面临基础设施准备不足的窘境。而化石能源的大量进口不符合绿色发展诉求，同时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基本断绝使欧洲遇到化石能源不足或来源不稳定的挑战。二是深度依赖传统产业，落后于当代全球产业发展潮流。以汽车制造、机械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工业虽曾奠定欧洲的全球工业霸主地位，如今在第四次产业革命面前失去往日优势。高昂的能源成本、创新研发投入不足、保守的产业政策等因素让欧洲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决定未来竞争力的前沿赛道上逐渐失去先发优势，甚至在部分传统优势领域也面临被智能化、电动化浪潮颠覆的挑战。三是周边安全冲突频发，外溢效应影响不小。由于地理上的临近性，因中东地区冲突而增多的难民涌向欧洲，加重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压力。要实现经济持续繁荣，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上述问题背景下，欧洲必需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即使在欧盟“去风险”政策干涉下，中欧市场的长期合作（尽管有所限制）将是欧洲的必选项。当然，在国际治理层面，如维护生物多样性、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中国也是欧洲不可忽视、不可排除的合作伙伴。
值得指出的是，今天所讨论的“欧洲如何依托中国实现自身诉求”这一主题通常不在欧洲得到较多讨论，欧洲更倾向于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这反映出中欧双方在看待彼此时存在观念差距和错位。因此，欧洲要“依托中国实现自身诉求”不仅是经验性问题，也是观念性问题。只有欧洲从观念上认识到其自身问题的处理与和中国合作存在正相关关系时，中国对欧洲的意义才会得到欧洲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中欧共执灯，照见更亮的世界
张健：大多数欧洲人不太愿意接受世界多极化这个概念，认为隐含削弱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意味。不过近几年起，欧洲人至少开始承认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的现实，越来越希望成为其中独立的有力量的一极，成为角逐者而不是角逐场，在变化的时代中拥有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因此，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世界多极化的贡献。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同样也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多极化。
虽然欧洲对经济全球化的疑虑增大，把自己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受损者，但是整体而言欧洲是开放型经济体，所以仍有维持经济全球化的较大意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态度变化。近几年欧洲在经济上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苗头，但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如组织撰写“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的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表示，过度的保护主义可能有损竞争力，总体上欧洲还是希望坚持开放发展，认为自己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和推动者。中欧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额在世界占比很大，如果两个经济体各自都坚持开放发展，以及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正确的方式共同化解双方的一些经贸摩擦，合作推动经贸争端处理机制的改革与建设，便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
在倡导文明多样性方面，中欧作为全球两大文明，可以促进彼此在教育、文化、体育、科研、青年等领域的对话交流，并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且在联合国等国际层面共同提出一些有助于不同文明间彼此对话与增进了解的倡议或机制，以实现全球共融。
忻华：中欧可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战略对话机制，在各个层面开展更高频率的接触，从而增进相互了解，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战略需求和对世界的认知。
在此基础上，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可以多做一些欧洲的工作，让欧洲减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弱化俄罗斯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从而使其不再简单地在所谓“新冷战”的叙事下按意识形态划分阵营，这是中欧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可以重点考虑的一个层面。
在支持经济全球化方面，一是加强供应链合作。尽管欧洲想要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不过这种依赖事实上难以真正消除，因为这是由国际间生产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状态所客观决定的。中国可以想办法弱化欧洲在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去风险”叙事，与欧洲开展供应链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供应链互信与合作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医疗器械、化工原料等方面应尽力开展对话与合作，逐步建立起战略性的互信。这有助于打破美式供应链叙事，促进经济全球化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流动。二是欧洲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具体方式包括帮助中东欧国家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叙事体系，阐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其成效切实服务于欧洲整体发展需求，利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欧洲一体化注入发展动力。三是中国应适度提醒欧洲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对于美国越来越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举措，欧盟固然需要反制，但对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实施保护主义的做法，对欧洲不利。
欧洲还应以更加包容、灵活的态度看待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可以对欧开展更多的文化外交、二轨外交活动，特别是利用中国在欧企业的力量加强对欧工商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影响，让欧洲进一步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严少华：中国正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有助于减少欧洲认为多极化会导致世界进入更混乱无序状态的担忧。事实上，当今世界的许多动荡，并不是多极化蓬勃发展带来的，而是个别大国痴迷“本国优先”，为维护单极霸权地位、不惜挑动分裂对抗造成的。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倡导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中国坚决抵制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不允许以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更不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
值得关注的是，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正在提升。2024年，全球南方的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成为主要增长引擎，更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能力。中欧可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使其更多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例如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联合推动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席位分配机制，系统性提升全球南方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决策权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治理平台上，共同倡导投票权调整方案，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这一点上，中欧存在共识。
中欧应正视和努力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不平衡的，既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又体现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这种不平衡导致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战、关税战，也促使欧美国家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不断崛起。此外，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一些环保问题。为继续更好地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欧可以通过双边谈判或多边主义框架解决问题。
过去数十年，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崛起曾被视为“历史终结”的标志。但近年来，其内在矛盾逐渐暴露，吸引力大幅下降，客观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垄断。例如，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亚洲引发灾难性后果，经济增长低迷，大量企业破产、资本外逃；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美国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的弊端，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连锁反应，至今未完全恢复。政治上，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移植屡遭失败，伊拉克、阿富汗等国陷入战乱与极端主义泛滥。社会上，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多数家庭收入下降，中产阶级萎缩。自由主义的衰落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世界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所谓的“正确模式”，其他文明的价值同样值得尊重，其他文明也有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伴随着自由主义衰落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今西方社会内部正兴起一股“右转”思潮，部分群体反对过去自由主义推崇的“DEI”（多元、平等、包容），转而拥抱更保守的价值观。这种右翼思潮可能表现为排外情绪（排斥移民、少数族裔）、保护主义（贸易壁垒、产业回流）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本国优先”）。表面上看，它是西方社会对自由主义“过度扩张”的反弹，试图用更封闭的文化认同来维护自身主导地位，实则是将文明多样性窄化为西方传统内部的单一性，甚至以排斥异己的方式“保护”自身，本质上与真正的多样性背道而驰。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原有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矛盾，让世界更加混乱。
简军波：补充几点。首先，关于经济全球化，一是欧洲现在不是不谈它，只是它所谈的全球化不怎么包含中国，实际上它和其他不少国家在谈自贸协定，包括与广大全球南方，例如非洲、东盟、南方共同市场和印度等。对待中国，欧洲则强调“去风险”。欧洲人认为，“去风险”是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合情合理。不过事实上欧洲单边的“去风险”损害中国利益。但中欧经济需要合作，为此，双方可以建立一些经济安全上的白名单，确认能合作的尽可能不受“安全”考虑的影响，不能因过度安全化而导致大量“脱钩”。二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经历变革，美元霸权因政策不确定性与信誉波动加速衰弱，为中欧金融领域深化合作提供了契机。中欧作为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可通过扩大人民币与欧元在双边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逐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推动本币国际化进程。三是中国可联通欧洲和东盟共同进一步推动欧亚地区间主义，促进三方之间贸易、投资、技术和人才等经济要素的快速流通。中国、欧盟和东盟互为重要经济伙伴，中国可通过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对接，以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通道为双轴，联动东南亚港口群构建跨区域物流网络；依托已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达成的欧盟—东盟自贸协定及潜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促进三方在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的产业链协同，降低要素流动壁垒；同时强化中国—东盟外长会、中欧领导人会晤等机制，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最终形成覆盖欧亚的经济要素高效配置圈，尤其是相互监管规则与行业标准的融通，推动地区间主义向更深层次务实发展。
其次，关于文明多样性，中国应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说欧洲歧视其他文明的态度，加强中欧文明对话。具体来说，一是重视并加强中欧之间的人权对话机制，减少相互指责，增进了解，在相关问题上采取建设性立场，共同进步。二是加强联合学术研究，进一步探索和阐释中欧两大文明各自的核心要义和彼此间的共同点，合适的话可举办“中欧文明论坛”等研讨活动，提炼两大文明共同点，探讨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点。三是推进民间交流，促进双方老百姓在旅游、留学、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便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