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印度大选已经于4月19日正式开始。这次大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上升，以及世俗主义观念的继续衰落。在所有的参选印度政党中，只有印度共产党敢于公开打出世俗主义大旗。其他政党，要么如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那样公开倡导印度教民族主义，要么就像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那样，通过提倡政治包容来暗藏自己的世俗主义理念。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对印度内政和外交都有深刻影响。支持者声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帮助印度实现国族建构，解决长期以来拖累印度发展的社会多元化和政治碎片化问题。反对者则声称，这将破坏印度的多元社会现实，损害印度民主政治的世俗主义基础，并可能导致国内外矛盾与冲突。
在过去十年中，中印关系经历了从迅速发展到急剧恶化的变化，也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但核心变量是中印同时崛起引发的战略不适应症。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对准确全面地认识印度教民族主义，预测印度的发展趋势不利。分析印度教民族主义，要有历史、多元、关联、动态和开放五种视角。
一是历史视角。“印度教”（Hinduism）是19世纪英国殖民者创造的一个英语新词，其内涵一直在发展演变。在古代的吠陀教和婆罗门教时期，印度教的前身其实是一个婆罗门祭司们控制的宗教。在沙门时期，随着佛教和耆那教等的产生，印度教的领导阶段逐渐从婆罗门祭司扩大到国王、武士等高种姓群体。到公元8-9世纪，传统的印度教思想得到了世俗化、生活化改革，提倡简化宗教仪式，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并提升寺庙在宗教活动中的重要性。这些改革都扩大了印度教的信众基础。
从公元8-9世纪新印度教的形成，再到20世纪初期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印度教先后沿着世俗化、生活化和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印度教思想是印度本土文化的核心元素，为印度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要突出印度本土文化特征，就绕不开印度教这个文化标签。在这个意义上，尼赫鲁和甘地其实也算是广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当然，他们属于其中比较温和、开明和包容的派系。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印人党开始上台执政。这既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胜利，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改造。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如世界上的很多思潮一样，在野时要以激进言论获得执政机会，但执政后要走相对温和、包容的路线，以实现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在21世纪，印度教民族主义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想，宗教特征被显著削弱。
二是多元视角。多元与碎片是印度社会和政治的主要特征。印度教本身就很难定义，是对古印度六派哲学流传到今天所产生的各种信仰体系的总称，是“囊括各种不同的知识或是价值观的复杂宗教，而不是一个刚性的、共同的单一宗教”。印度教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也一样，是多元复杂的，是一个集体名词，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镜像。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支持者认为这可以为印度提供一个跨越宗教、种姓、区域、语言和民族的新国家认同。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印度教特性（Hindutva）。这个概念于1920年代由 “印度教大斋会”领导人V.D.萨瓦卡（Savarkar）提出。尽管萨瓦卡认为印度教应该在印度建立霸权地位，印度应该是一个印度教国家，但他更多是从民族而非宗教的视角来定义印度教特性。宗教只是印度教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印度教徒（Hindus）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群体。
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不同预期，牵引着印度政治家需要在不同场合迎合不同的群体。2024年1月22日，莫迪出席北方邦阿约迪亚罗摩神庙的落成典礼。这既是在打宗教牌，也是在打民族牌。在很多印度人看来，重建罗摩神庙是印度摆脱殖民主义统治、重现印度荣光的一个象征。随后，1月30日，莫迪在圣雄甘地的遇难日向甘地致敬。而人们一般认为，甘地死于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之手。3月12日，莫迪又在古吉拉特邦首府艾阿迈达巴德出席甘地道场（Sabarmati Ashram）的重修仪式。很明显，莫迪努力在宗教与民族、排他与包容、极端与温和之间保持平衡。他的言行本身就是印度多元碎片社会文化特征的政治映像。
三是关联视角。西方有一句谚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教分立是人们对政治现代化的首要判断标准。但是，政教分立只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原则，本身并不能被绝对化。事实上，西方国家也做不到绝对的政教分立，而是体现出“政教分立、相互制衡”的复杂关系。现代文明都是从古代文明传承而来，古代文明的核心往往就是宗教思想，古代与现代、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不是说切断就能切断的。事实上，基督新教信仰与美英政治制度之间并无冲突，反而是其基础之一。印度教民族主义与世俗民族主义或世俗主义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相互隔离的，更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在外在表现上有差异，但是也有其内在的思想一致性。
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印度独立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印度自我再发现的产物，本身就包含宗教与世俗、激进与温和、保守与进步等不同思想。尼赫鲁、甘地和帕特尔，代表着其中的不同派系。他们的思想内核之间，具基于印度本土文化特征的内部一致性，只是在外在表现上有差异。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本身虽然有印度宗教化的显著特征，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印度教的民族化和大众化。
四是动态视角。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不断演变。即使从过去十年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思维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变化。从形态上来看，2014年以来，随着印人党的上台，印度教民族主义从民间来到庙堂，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从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转变为上下联动的政治运动。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追求的是“四个一”，即一个国家（印度）、一个宗教（印度教）、一个民族（信仰印度教的民族）和一种语言（印地语）。但是，这并不是印人党政府政策主张的全部。莫迪主打的几张牌，多数不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导向的。首先是福利牌，印度政府向底层民众增加福利支出，受益群体主要是印度教群体中的低种姓，以及其他宗教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穆斯林群体。其次是行政牌。印度中央政府利用数字金融手段，尽量绕开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党，直接接触民众和基层自治机构。这既让印人党政府将地方政党和地方政府边缘化，又争取很多民众的支持。事实上，这本来是前国大党政府的主张。但前国大党政府受制于执政联盟中地方政党的牵制，无法有效地落实。再次，宗教目标与民族目标混同牌。在这次大选中，印人党打出了宗教牌，如建罗摩神庙。但是，印人党和印度民众中的很多人，并不把罗摩神庙建设简单理解为一个宗教举动，更多是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认为这一举动有助于洗刷近千年的殖民主义历史。最后是反种姓牌。印度的种姓体系是非常复杂多元的体系。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形态更加复杂，出现阶级化趋势。一些传统的低种姓群体已经通过个人努力、选举政治或政策优待，晋阶社会上层。传统的种姓划分，其实是英国殖民者把印度多元复杂现实进行简单化、抽象化理解的产物，与现实政治和社会活动状况并不完全吻合。在2024年大选中，印人党的主要竞选纲领是发展与进步，主要的政治目标则是“一个国家，一个选举”。印人党试图基于更强的执政地位，用政治手段来促进印度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生活的一体化，并试图用政治手段去助推经济发展目标。国大党也没有突出宗教议题，主打民主和宪政议题。
五是开放视角。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未来并不确定，未必会走到很多人担心的程度。很多人担心，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升，是否会导致印度内部矛盾激化和分裂，是否会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个担忧早就有了。当年尼赫鲁曾承诺：印度将是一个和平的、多宗教的国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则表示怀疑，所以要求印巴分治。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逐渐上升，“尼赫鲁的承诺”和“真纳的质疑”，哪个将是正确的？这些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但概率非常低。一方面，印度是一个缺少国家认同的国家，多元碎片是其基本特征。印度教也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宗教、社会、文化元素共同体。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使命，是形成国家认同，尚处于民族主义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印度也缺少对外扩张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历史上那些对外扩张的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领先的国家。印度目前仍然处于外交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然处于上升发展期，而不是内外矛盾极化期。
从现实中来看，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印人党虽然在印度占据主导地位，但并不具备垄断优势。印度的政党政治、区域差异和宗教文化差异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塑造印度的同时，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塑造。现在有很多低种姓和穆斯林民众也在支持印人党，这说明印人党在变化。另外，也有很多印度教宗教人士，在积极地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印人党以及其领导的政党联盟，在2024年的民调结果与2019年相似，目前还没有呈现出压倒式的领先优势。
最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趋势对印度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有些影响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升叠加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推动印度对外政策更加咄咄逼人。印度外交现在有“战虎外交”之说。从双边关系的视角来看，这导致中印之间的对抗性上升，边境争端等历史恩怨更难解决。但是，与其说印度是“战虎外交”，还不如说其是“战狐外交”。印度对外政策，是基于权谋而不是基于力量的，并不具有稳定性和真正的独立性。印度外长苏杰生就曾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在回答印度如何利用俄乌冲突从俄罗斯获得实利时称，那是因为印度外交很聪明。
另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上升趋势又会增强印度的战略自信和战略自主，会对冲美西方拉拢印度以制衡中国的努力。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印度一直不愿意被美西方拉拢，不愿意站队乌克兰。这一战略自主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全球层次，这一趋势其实符合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形成，也能减少中国对印度与美西方形成反华战略同盟的忧虑。另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升，也会削弱印度与邻国和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会损害印度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