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中方将于6月28日在北京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等系列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如此隆重地举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的纪念大会，2004年和2014年同样举行过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一直以来，不论是中国政府和学界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倍加珍爱。不仅是中国，与中国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印度和缅甸也如此，通常也都会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甚至，印度还曾对中国举办纪念活动而抢了这一发明的“头功”而略有微词。当然，现在执政的印人党政府都不屑继承“潘查希拉”（源自梵文Panchsheel，意为五项美德，即印度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称谓），毕竟他们将它视作尼赫鲁家族和国大党的政治外交遗产。
中国珍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提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并且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写入到各种国际文件及中国与近百个国家的外交声明中。而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的隆重纪念，回味的是中国外交的历史“初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后，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将“统一战线”运用于国际事务，确立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力地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往。
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对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作为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饱受资本主义阵营的污名化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质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助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理解并信任中国，帮助新中国迅速融入到亚非拉大家庭中；同时，这也突破了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它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提出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般性的基本准则，具有道义性和法律性，具有长远的生命力。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中，有四个“互”字，它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都是平等的，确立的相处规则对彼此形成的是对等约束。只有实现了四个“互”才能达到和平共处的目标。这就与前殖民宗主国和霸权主义国家动辄给世界其他国家“立规矩”，而自己却可以“不讲规矩”、“不守规矩”形成了鲜明对比。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同样为团结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亚非拉国家从殖民体系解放出来后，深受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而成为一盘散沙，难以在大国对抗中扮演独立、中立的力量，并发挥出集体的影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亚非拉国家最终形成了倡导“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为不结盟运动及第三世界作为一直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初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在新形势下更好弘扬这五项原则，推动世界的和平相处。
当今世界，随着大国政治的回归，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在不断加剧。不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地区层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和平赤字。在欧洲爆发的俄乌冲突，迄今尚未看到可能结束的迹象；在中东，巴以冲突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仍在延续；在亚太，美国不断挑起地区内的对立对抗，构建封闭的地缘政治“小集团”，推动北约的亚太化。
种种乱局背后的原因，都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根本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了和平共处的基本路径和方式：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低保障，经济上的平等互利合作则能更进一步夯实“和平共处”的物质基础。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更是最积极的实践者。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安全形势，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要求坚持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来实现和平。为此，近年来，中国陆续发表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以及中国与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并为此积极开展斡旋外交，充分展现了中国对和平共处的期待和坚守。
与此同时，为了大国竞争与对抗的需要，“全球南方”国家重新受到了关注。俄乌冲突后，亚非拉国家普遍不愿意站在美国及北约一边，导致美欧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不论是七国集团（G7）峰会还是慕尼黑安全会议，都开始提出美欧要重视提升与“全球南方”的关系。
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也曾两度缺席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但是却在俄乌冲突后举办了“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誓言致力于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热度的提升，同样带来了“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历史似乎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原点。“全球南方”到了需要再一次思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唯有对五项原则的坚守，才能在未来可能的大国对抗的激流中保持独立和平衡。
（林民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