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政策研究课题重点合作单位(2022—2024年)

《参考消息》:吴心伯:中美应以良性战略互动化解冲突

发布时间:2016-09-03浏览次数:177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的推进,美国越来越视中国为其霸权地位和霸权利益的主要挑战者,中美关系已进入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不稳定性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上升,发生质变的风险增大,因此确保中美良性战略互动至关重要。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应从塑造美国对华认知等五个方面入手。  

 努力引导美国对华认知

 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是其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看,美国容易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或对中国的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基于这样的对华认知所制定的对华政策总是行之不远,不仅无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还会使美国决策者产生深深的挫折感。  

 要塑造客观而合理的美国对华认知,中国应努力向美国社会强调以下四点。  

 首先,中国不谋求霸权。国强必霸,这是美国信奉的国际政治逻辑,是与美国的近代发展历程相吻合的。美国当下的最大担心,是中国要谋求区域霸权,要把美国从东亚赶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最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要说明中国为何不会走这条路,既要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要结合21世纪变化的国际政治环境,更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使中国的话语更具有说服力。

 其次,拥有巨大体量的中国的崛起势必会带来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国际规则的调整、国际秩序的重组、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和国际社会对此应有心理准备,要适应而不是抵制这一过程。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支配者,美国若能顺应时势做出必要的调整,中美两国就会成为21世纪全球治理的重要伙伴,中美合作将成为21世纪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  

 第三,中国维护和谋求其正当利益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随着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要坚定地捍卫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要积极地维护不断发展的海外利益,也要在国际机制中谋求与其力量和贡献相称的权利。同时,中国努力使实现上述利益目标的方式符合21世纪的国际政治潮流,体现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风范。  

 第四,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政治上的公正与有效治理,经济上的多种成分并存、创新、开放,社会生态的多元、活力与有序,这条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时代潮流。中国不会也无法照搬西方的制度和发展模式。

 扎实推动双方战略合作

 后冷战时代,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业已在多领域(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和多层面(双边、地区、国际)开展广泛合作,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两国对合作要有更加高屋建瓴的战略认知,有更加全面而具体的规划,有更扎实有效的推进。在新形势下的中美战略合作,就是要在全球层面共同打造全球治理同盟、在亚太地区层面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在双边层面发展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当前全球形势面临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发展势头既不稳定也不强劲,地区热点问题高烧不退,地缘政治的紧张有增无减,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提供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又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中美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分量、地位和利益,决定了两国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成员。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积极构建全球治理同盟,而不是强化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安全同盟。中美要成为全球治理同盟的重要伙伴,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对手。

 在亚太层面,中美都是亚太大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大的利益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两国和本地区的根本利益。在20世纪,亚太地区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为称霸亚太而发起的侵略战争,也见证了在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争夺与对抗。21世纪的亚太不应重蹈20世纪的覆辙。建设一个和平、合作、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符合亚太各国的利益。中美共同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这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中美两国向本地区和世界展示其责任感和领导力的最佳方式。中美共建亚太共同体的路径,就是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构建多元合作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以合作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地区热点问题。

 在双边层面,在过去几十年里,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广泛合作,表明双边关系具有鲜明的互利共赢的特征。今天,中美都具有影响对方实现其重要国家利益目标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只有互利,自己才能得利;只有共赢,自己才能赢。所以,两国关系要继续沿着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要强化伙伴关系,双方需要保持密切而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需要以新的投资和贸易安排深化经贸合作,需要拓展积极而充满活力的人文交流。  

 有效开展对美战略博弈

 战略博弈是大国关系的常态化表现。大国通过有效的战略博弈,可以引导对方的政策行为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调整,改善己方在互动中的相对地位,并防止双边关系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由于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和竞争性特征突出,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同美国存在着较大的力量差距,并且这一差距会长期存在,因此就需要中方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敢于博弈、善于博弈。  

 军事上,中国要继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以确保中方对美保持有效威慑的能力和塑造互动环境的能力。在21世纪,大国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但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的作用并未消失。通过发展先进而强大的军事能力,可以减少或消除其他大国对自己发动军事攻击的意图,可以塑造对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塑造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塑造解决争端的手段。同时,中国要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谨防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不以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为目的。

 外交上,要积极运筹塑造对中国总体有利的国际环境,塑造重大问题上对中国有利的国际态势。外交博弈要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要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国际规则更加合理。周边是中国重要的安全屏障和利益平台,要通过外交博弈有效抑制美国拉拢周边国家牵制和孤立中国,压缩美国通过周边代理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空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海外利益的增长,要充分运用外交手段预防美国对中国海外利益的挑战。  

 经济上,鉴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的上升,中国既要有效运用经济手段推进对美经贸关系中的重要目标,也要善于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中国政治与安全利益。  

 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和中美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实,中美战略博弈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博弈。中美博弈固然是以实力为基础,但会越来越多地聚焦机制与规则之争。中美之间既有竞争性博弈,也有合作性博弈。  

 注重危机预防冲突管控

 近年来,中国坚定而积极地维护其海洋权益,美国则竭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致力于在西太平洋牵制中国,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在此情况下,中美两国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其中有些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的分歧会导致摩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严重危机的发生。这些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升级为双方未曾预料到的军事冲突,从而给两国关系和地区稳定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后果。危机已成为后冷战时代中美冲突的新形式。  

 在此背景下,危机预防和冲突管控对于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为此双方应在战略和策略层面上做出努力。战略层面主要是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防止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图误解误判,同时也强化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关注度和掌控力,以免双边关系为某些部门所操纵。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可以继续加强政治和战略对话、积极开展双边军事交流以及在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在策略层面上,两国需要加强关于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的安排与对话,通过建立危机预防机制能够有效地规避危机的发生,通过危机管理对话则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危机管理机制,培养准确解读对方危机行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误判。近年来中美两军在海空危机预防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今后应进一步深化在这方面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为了牵制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强化了在南海的海空军事活动。一些美国专家甚至主张,为了有效阻遏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美国应加大对华压力,特别是军事行动的压力。美国军方也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在此情况下,中方要继续稳步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和维权行动,针锋相对地回应美国的军事压力,不示弱于人,同时做好危机预防和管控工作。如果美国蓄意要在南海挑起冲突,冲突不可避免,中方就应坚定地面对挑战,再一次在南海展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意志和能力。当然,这样一场冲突应是有限的和可控的。中美南海冲突固然不利于双边关系,但也不会颠覆两国关系的大局。或许只有在一场狂风暴雨之后,南海才会迎来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  

 继续丰富中美“互嵌”机制

 共同利益是国家间发展关系的基础,中美关系也不例外。但共同利益本身并不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的合作,也不必然使国家间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在共同利益之上,还需要两国间的各种交往和联系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与其众多盟友之间有条约等具有约束力的安排,与一些非盟友国家间有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而中美之间除了经济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外,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既有利益上的,也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面对两国间众多的差异、矛盾和分歧,要使双边关系不断取得发展,除了做大做强共同利益外,还需要丰富两国间的“互嵌”机制,即两国间常态性和机制化的交往与联系,使之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推手和保障。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美之间的互嵌机制逐步得到发展,基本形态已然确立。这一互嵌机制具有多元和多层次的特征,包含了丰富的内容。  

 首先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这种联系和交往,特别是坦诚和深入的交流,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也对双边关系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其次是高层对话机制。中美之间业已建立的众多对话机制,涵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不仅有利于双方的政策沟通与协调,更对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共识、推动两国间的合作和分歧的解决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第三是中美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随着中美两个国家和社会交往的深入,两国关系的根基向下伸展,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双边关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大大释放中美关系的发展潜力,使中美关系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稳固。第四是中美人文交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美两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光靠利益的纽带远远不够,更需要夯实社会基础、扩大民意支撑、加强两国间的情感联系。  

 国家间的关系固然离不开利益的交换,但这种利益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在两国社会、民众之间建立起广泛而牢固的联系,这种关系才是可长可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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