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涉台問題上發表的錯誤言論，在中日兩國以及國際社會引發廣泛批判。中國政府多次嚴正要求日方撤回錯誤言論，並採取針對性的反制措施。然而，日本政府在回應過程中明顯“顧左右而言他”：一方面聲稱中日關係重要，不希望雙邊關係持續惡化；另一方面始終回避對涉台錯誤言論作出實質性糾正或撤回，這種錯誤行徑嚴重毒化中日正常雙邊關係。日本必須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停止越線玩火，更加慎重處理涉台問題，切實把對華承諾體現在實際行動上。
2025年12月2日，日本國會議員、多名學者在位於東京的日本參議院議員會館集會，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錯誤言論。集會主題為“要求高市首相撤回‘存亡危機事態’相關言論，回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原點”（圖：新華社）
高市涉台言論存在根本誤區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表示，如果“台灣有事”日本或將其認定為“存亡危機事態”，進而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表態不僅在性質上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也在日本國內引發了廣泛爭議，被不少法律界與政治評論人士視為明顯的“問題發言”。
首先，從嚴格的法理意義上看，高市的發言存在對“集體自衛權”概念的混淆與濫用。根據1947年生效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日本明確放棄交戰權，因此長期以來被認為不具備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基礎。儘管日本作為聯合國成員國，在形式上享有《聯合國憲章》第51條所規定的集體自衛權，但日本政府在1981年作出的權威解釋是：日本“享有但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立場一直為此後歷屆日本政府所堅持。直到安倍晉三執政時期，為配合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軍事合作，日本於2015年推動安保法制改革，引入所謂“存亡危機事態”這一高度限定的概念，才在極其嚴格的條件下為行使集體自衛權打開了制度空間。需要強調的是，安倍政府當時刻意將適用門檻設定得比較高，一般認為僅限於針對美國遭受攻擊時才有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因此在其後歷任首相執政期間，日本政府均有意回避對具體情境作出明確判斷。
其次，即便依據安倍設想的“存亡危機事態”框架，台灣問題也不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適用對象。根據相關解釋，“存亡危機事態”是指與日本具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從而對日本的生存以及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構成根本性威脅的情形。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事務範疇，並不存在“援助遭受攻擊的他國”這一前提條件。集體自衛權是聯合國憲章授予的，但是台灣並不是聯合國承認的“國家”。高市將“台灣有事”直接與“存亡危機事態”掛鉤，本質上是一種以政治意圖取代法律推理、自行製造安全威脅的做法，其邏輯基礎難以成立。
再次，高市在政治判斷上的盲目自信，亦是其發表錯誤言論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始終堅持“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其核心目的在於避免被動捲入潛在衝突。從事後反應來看，美國並未因高市的表態而給予明確支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距離，美國總統特朗普至今也未明確表態。與之相對，日本歷屆政府在涉台問題上總體採取克制、模糊的表態方式，儘量避免公開觸碰中方政治底線。然而，高市上台後打破這一政治慣例，試圖推動所謂的“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根據日本內閣府事後披露的相關文件，高市的涉台表述並不在內閣官僚事先準備的答辯備忘錄之中，即完全是高市本人的即興發揮。
對此，有日本學者指出，高市顯然尚未完成從“競選模式”向“執政模式”的角色轉變：競選時期可以使用煽動性語言爭取選民支持，但一旦成為首相，其所有公開表態都會被國際社會視為國家立場。高市仍以博取媒體關注、迎合保守選民的方式處理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議題，不僅缺乏應有的政治責任感，也使日本政府陷入被動局面。
高市緣何執意置喙台灣問題
高市涉台言論並非簡單的“禍從口出”，而是其長期政治立場的集中體現。事實上，在相關錯誤言論引發中方嚴正交涉後，日方不僅未表現出應有的謹慎和反省，反而在多個場合繼續挑戰中方底線，使事態不斷發酵。
在2025年11月26日舉行的黨首討論中，高市援引所謂“舊金山和約”，聲稱日本已經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並表示日本不存在認定台灣法律地位的立場。然而，她刻意回避《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明確規定台灣歸還中國的國際法文件，也回避了構成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四個政治文件。眾所周知，中國既未參加舊金山會議，也不承認該“和約”的合法性。日本方面避開中日雙方共同認可的法律文件不談，反而反覆強調中方不承認的文本，本身就構成對中國的再次政治挑釁。這也進一步表明，高市涉台錯誤言論並非孤立個案，而是與其根深蒂固的“台灣情結”密切相關。
第一，高市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激進立場，與其長期以來的“親台派”政治取向直接相關。在成為首相之前，高市曾多次發表煽動性涉台言論，並長期得到日本保守派輿論支持。早在2024年競選自民黨總裁期間，她便公開拋出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主張在相關情形下以“存亡危機事態”為由行使集體自衛權。2025年4月，高市還曾竄訪台灣，並與賴清德會面。在剛剛過去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高市能夠順利上台，與麻生太郎、古屋圭司等親台派政治人物的支持密不可分。上台之後，高市迅速通過人事安排“投桃報李”，任命多名親台派議員擔任黨內及內閣要職。
第二，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為高市的涉台冒險行為提供了現實土壤。近年來，日本社會在政策、輿論、文化層面均呈現出明顯的右翼化趨勢，反華情緒在媒體報道中被不斷放大，“中國威脅論”逐漸成為政治動員的有效工具。在這一氛圍下，“台灣有事”被包裝成一種“政治正確”，成為部分政治人物展示強硬姿態、爭取選票、鞏固派閥支持的重要手段。高市涉台發言風波之後，日本國內部分媒體持續為其相關言論背書。多項輿論調查顯示，高市內閣支持率維持在較高水平，這在客觀上助長了其在涉台問題上不斷試探中方底線的冒險行為。
第三，高市執意推動“台灣有事論”，服務於其擴充軍備與強化防衛力量的現實政治目標。根據日本政府2022年通過的“安保三文件”，日本防衛預算計劃在2027年提升至GDP的2%。高市上台後，提出將這一目標提前至2025財年。在日本國會2025年12月中旬通過的2025年財年補充預算中，大量資金被投入到武器採購與軍事基礎設施建設之中，包括護衛艦、潛艇、導彈系統以及美軍相關設施的整備；距離台灣本島較近的日本西南諸島，其相關軍事基地的工事亦在加速建設中。如此龐大的軍事開支，需要相應的安全敘事作為支撐，而台灣問題恰恰被高市視為最具動員效果的政治資源。通過不斷渲染台海緊張局勢，高市為提前擴軍尋找正當性，也為其政權鞏固提供了現實工具。
漫畫:《國際社會警惕日本軍國主義“還魂”》（圖：視覺中國）
中日關係面臨較大不確定性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中國最不可觸碰的政治紅線。中國政府近期針對日本的一系列嚴正交涉與反制措施，已經清楚表明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任何外部力量在台灣問題上的介入、模糊表態或政治操弄，都有可能對地區和平與穩定產生嚴重後果，並直接衝擊中國同相關國家的雙邊關係。
儘管日方反覆聲稱其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但近年來日本政府從未在官方正式場合完整、明確地重申其在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所作出的政治承諾。這一現實使日方所宣稱的“立場不變”與中方所理解和堅持的政治基礎之間，事實上已經出現明顯“乖離”。在中方看來，日方在台灣問題上的表述不斷趨於模糊化和策略化，甚至出現實質性倒退，這正在持續侵蝕中日關係的政治互信。
中日之間輿論交鋒同樣日趨激烈。日方頻繁通過放大所謂“中國威脅論”，試圖將中方的正當交涉與必要反制描繪為“過度反應”，並將自身塑造為外交摩擦中的“被動一方”。與此同時，日方還通過雙邊和多邊場合兜售其立場。以日本外務省針對中方援引《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的回應為例，日方聲稱該條款已經“死文化”、不再具有現實意義。然而，從國際法角度看，相關條款至今仍未被正式刪除，其法律存在本身不容否認，簡單宣稱其“空殼化”，並不具備堅實的法理基礎。
展望未來，中日關係仍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高市錯誤言論挑起的緊張態勢，已經對中日高層往來、雙邊人文交流，以及包括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內的多邊合作機制產生了明顯負面影響。從目前情況來看，中日之間的外交對抗仍處於初級階段，中方在政策工具和外交手段上仍保有相當多空間。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對日政策長期保持穩定性與連續性，反制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促使日方回歸既有政治共識的手段。只有日方正視問題根源，撤回涉台錯誤言論，才有可能為中日關係回歸正常軌道創造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台灣問題正在並將繼續成為中日關係乃至中國處理同其他相關國家關係的重要風向標。圍繞台灣問題的立場與行為，已經成為檢驗相關國家是否尊重中國核心利益、是否真正履行既有政治承諾的關鍵指標。正因為台灣問題是核心利益，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不可能動搖，絕不會讓任何外部勢力的圖謀得逞。
（作者係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