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21日的报道称，印度卡纳塔克邦法院驳回了小米印度公司关于扣押555亿卢比（约6.8亿美元）资产的申诉。据了解，这笔款项是去年5月印度打击金融犯罪机构“中央执法局”以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非法汇款给外国实体为由扣押的。
对此，小米集团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研究该事项，并重申小米在印度的业务符合当地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印度为什么执意扣押小米的资产？小米是否还有机会拿回这笔巨款？潮新闻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超。
谢超表示，小米在印度此番遭遇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印度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只小米，其他跨国公司也有过类似遭遇。这件事也提醒其他中国企业，在去印度投资前还是要三思而行。
一家位于孟买的小米店（图源：路透社）
小米还能不能拿回这笔钱？
潮新闻：您认为，印度为什么会这么对待小米呢？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谢超：政治因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印度国内目前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只是小米，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比如福特和通用，都遭遇过类似情况。
印度官方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1年，2783家在印度注册或者运营的跨国公司关闭了印度业务。考虑到2021年的时候在印度的跨国公司只有12458家，这个比例其实挺高的。
潮新闻：您认为小米还能拿回这笔巨款吗？
谢超：小米在印度的本土化做得是非常好的。它从中国派了一些技术和管理人员，但是在日常管理、市场开拓、推广宣传、以至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都用了印度当地人。所以，小米印度会说，我们是印度的小米，打压我们是没道理的，丢饭碗的是印度人，这是“伤敌一千，自损一千”。
但是，我觉得小米要拿回这笔款项是比较困难的。印度的司法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很难推进下去。
现在，印度出现了司法行政化的倾向，司法权和行政权高度绑定，一些日常治理范围内的事务都交到了法院系统里，所以大量案件积压在那里，法官根本就不够。加上诉讼程序冗长，小米要继续上诉打官司，持续个10年、20年都是有可能的，花的律师费可能都会超过这笔钱。哪怕这么长时间以后证明小米是清白的，这期间足够印度本土的手机厂商去占领市场。
“经济民族主义”的印度
潮新闻：为什么说印度“经济民族主义”是这次小米事件的根本原因？
谢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出现就一直有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倾向存在，加上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因为经营不善，国家多次陷入收支危机的窘境，印度在面对外国企业的时候总是比较敏感的。
2014年莫迪刚上台的时候，宣称要进行经济改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中国公司摩拳擦掌，想到印度去大展拳脚。经过“大浪淘沙”，小米立足了下来，算是非常成功的例子了。
但是，莫迪在第一任期时印度经济发展得并不好。2018年到2020年时我就在印度，明显感受到了冲击：社会上缺少现金，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赋税居高不下。作为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莫迪以往的支持率在80%左右，但到了2018年年底，他的支持率只有46%。是莫迪所属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发动了所有基层力量，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让莫迪再次当选。
对RSS而言，印度的经济没有发展好不是莫迪的问题，而是自己没有进行“合适”的掌控。因此，莫迪再次当选之后，RSS加强了意识形态以及组织人事方面的控制，比如让印度人民党根据RSS的四级架构进行组织架构的调整，并且在经济政策中强化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莫迪在第二任期开始之后，他的经济方针就出现了转向，推出了印度版的“自力更生”计划以及生产关联刺激计划（PLI）。这两者说白了就是要用印度本土化的生产替代外国的进口，有着浓重的贸易保护以及反全球化色彩。
此外，也正是在RSS的施压之下，印度退出了RCEP。这一方面是因为RSS非常担心这种贸易协议会让外国的商品冲击印度碎片化的经济模式，让其失去基层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RSS非常机械地看待国际贸易中的逆差问题。所以，尽管现在印度仍在继续和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谈贸易协议，但有着明显的“重双边、轻多边”以及“重顺差、轻逆差”倾向。
在进入印度以后，小米在印度市场的认知度很高。但现在莫迪政府希望所有的低端手机都在印度本土制造。
因此，印度对于外国品牌手机的策略就是，先吸引它们过来开店，帮印度培训市场，然后慢慢提高手机关税，逼着手机厂商把生产线搬到印度境内。而印度的金融管制让利润很难汇出来。小米往外的汇款是特许权使用费，这本来是国际惯例，没有任何问题，但印度方面仍说这是非法的。
中国企业还能继续去印度发展吗？
潮新闻：根据您的研究，印度的营商环境其实问题很大。但近年来西方媒体包括国内一些自媒体对印度的人口红利和增长前景一直不乏“炒作”，特别是印度即将登顶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您怎么看待印度的这种令人迷惑的矛盾现象？
谢超：一些外国媒体的确很认可印度市场，这里面有一些政治因素。但是，在欧美国家出具的关于营商环境和经济自由度的指数中，印度的排名都很低。
苹果CEO库克与印度总理莫迪（图源：库克推特）
比如，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2022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里，印度在世界上排名131，在39个亚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27。另外，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投资环境报告里面对印度评价也都非常低，就表明在印度做生意肯定会充满挑战。
此外，尽管印度一再宣称制造业在快速发展，但从数据上来看，情况是相反的。2014年莫迪刚上台的时候宣称要把制造业的GDP占比从15%提高到25%，但到2019年时，这个比例是13.47%，反而萎缩了。也就是说，印度的制造业并没有跟着印度的经济同步发展。
另一方面，我认为不能光从数量的角度来看待人口红利，这掩盖了太多问题。首先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印度实施的是精英教育，两极分化非常厉害，文盲率很高，其政府没有能力建立高效的、普及的大学教育体系。
其次是人口的劳动习惯。印度人民深受印度教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就是现世是受苦的，憧憬来世。因此，他们没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想法，挣够了今天的饭钱就可以休息了，明天再说。
而种姓制度又让他们分工非常细。印度的典型中产必须有一个司机、一个安保人员、一个做饭的保姆。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去做种姓之外的工作是一种侮辱。开一家卖蔬菜的店也是一样的，负责进货的、摆菜的、招呼客人的、收银的都要配一个。在中国，经营一家店可能3个人就能搞定，印度就需要10个人。这样一算，人工成本可能更高，而工作效率就很低。
可印度人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会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问题。如果外国公司要来投资，就要按照印度的方式来做。
潮新闻：那么，中国企业还能去印度发展吗？
谢超：这次的经历对小米或者其他企业都是宝贵的一课。我刚才就讲了，印度不是只针对小米或中国企业的，对小米的处理方式只是其“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实践。
要去印度发展的企业必须意识到，印度本质上就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市场体系。想去那里做生意，一定要积极做好制度安排。如果能妥善处理好这次事件，以小米已经较为成功的本土化实践，之后还是大有可为的。而在处理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于以后进军比较成熟的市场也会有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