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美中全球问题对话倡议”（Initiative for U.S.-China Dialogue on Global Issues）共同举办三场“中美学生对话”活动,对话分别聚焦“全球治理概况”“中美人文交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三个主题，同时兼顾“绿色发展”和“全球健康”两个议题。对话以Zoom会议形式展开,中美双方共24名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公共治理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博研究生参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和美国乔治城大学副校长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教授，作为双方的教师代表联合主持三场对话。每场对话的时长约90分钟，全程采取教授引导、学生主导、分组讨论、小组汇报的对话模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主持对话）
（美国乔治城大学副校长托马斯·班科夫教授主持对话）
（中美学生进行第一场视频对话）
（中美学生进行第二场视频对话）
（中美学生进行第三场视频对话）
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首场对话于北京时间4月14日上午举行。中美学生根据各自感兴趣的主题和议题，事先分成四个小组（第1小组-“全球治理概况”小组、第2小组-“中美人文交流”小组、第3小组-“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小组、第4小组-“绿色发展与全球健康”小组），中美学生首先作简要的自我介绍，然后在双方教授的引导下，围绕“全球治理概况”这一主题进行了坦诚而热烈的交流。本次对话的主题是第1小组成员们最感兴趣的领域。
（第1小组发言人博士研究生吴虚怀）
第1小组认为，全球治理正面临多方面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归，中美关系最为典型。因此他们将对话重点放在“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方面。当前美国国内不仅在政治精英层面形成了高度的对华竞争共识，而且在民间层面，美国民众对华印象也较为消极。美国当前的对华敌意，既有中美权力对比变化的短期因素，也有美国社会对中国缺乏了解、刻板印象严重等长期因素。
第2小组认为，在全球治理中，中美应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此方面有较大合作潜力。他们重点讨论了“中美冲突无可避免”这一观点。有同学提到，对以往冲突的历史的借用要格外小心，要特别注意比较的尺度应如何界定，以免出现“自证预言”的问题。例如，以往的美国结构现实主义国关理论，会将国家简化为单一的行为体，这是属于冷战时代的理论。然而，在充满社会互动的21世纪，我们应该注意理论的时效性，避免将由全国组织、跨国集团和社会等构成的充满复杂利益诉求的行为体，简约化为被动的行为体，而忽视人类为了和平而作出的努力。
第3小组认为中美在维和行动、人道主义行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方面更有合作潜力。他们认为，阻碍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主要因素如下：一是两国关于全球治理理念、路径、行为方式上存在显著分歧；二是中美战略竞争严重损害全球治理合作，两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受到其他中小国家和地区质疑；三是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两国关于对方的带有严重误解、偏见的信息甚至谣言，使两国普通民众对于对方的厌恶和仇恨情绪显著上升，严重损害双方合作的民意基础。他们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设性思路：在两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引入更多除国家中央政府之外的多层次、多种类的行为体（例如专业机构、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企业等等），拓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渠道。
第4小组着重讨论了对新冠疫情的治理。双方都注意到，当中美两国遇到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两国采取的行动是不同的。基于这一现象，他们就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交换了意见。中方学生运用家庭关系来比喻在中国情境下人与政府之间的独特互动模式。根据中国文化，中国民众倾向于将政府视为父母，期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稳定和安全保障。而美国政府在民众面临紧急情况时，所提供的相应帮助比较少。他们还讨论了各国新冠疫情预防政策的差异。比较各类政策，他们发现：中国政府提出动态清零政策非常特殊。分析选择这一政策背后的根本原因和逻辑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在发挥作用，包括医疗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衡、老年人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和生病或发烧后立即去医院而不愿进行居家隔离的生活习惯。除上述差异外，他们还发现，中国政府在经济和全球环境治理等问题上往往有一贯的、坚定的政策主张，而政策摇摆的现象在美国更为常见。对此，美方学生承认这一问题，并指出全球治理需要政策的连续性来维持稳定。
第二场对话于北京时间4月21日上午举行，四个小组的学生在双方教授的引导下，围绕“中美人文交流”这一主题畅所欲言。本次对话的主题是第2小组最感兴趣的领域。
（第2小组主要发言人硕士研究生罗逸凡、朱木根）
第1小组重点讨论了中美两国间历史文化、哲学观念的差异。中方学生认为，中国哲学有很强的道德主义色彩，强调身份与责任的匹配（中国外交的“负责任大国”可视为这一政治哲学传统的体现）。它含有“道不远人、天下共之”的包容观念，“君臣父子”的秩序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同时鉴于“百年屈辱”的历史记忆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国强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和不可妥协性，强调经济发展作为保障人权的物质条件的优先性。而美国则强调自身政治理念的优越性，对外部世界具有较强的“美国化改造”的意愿。如此既影响到两国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也增加了两国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难度。就可能的解决途径而言，他们一致认为，政治领导人需要将国内政治对全球治理的溢出效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尤其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在采取行动前需要有远见和政治勇气。他们还重点讨论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需要让国内民众认识到全球问题与自己息息相关，而这不仅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其他社会群体的努力。人文交流也是教育的一种形式。
第2小组首先讨论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误解。中方学生提到，意识形态作为概念，当应用到认识社会的特性时应比较谨慎。我们不能假设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时刻受到意识形态的掣肘。其实，在中国如此多元化的社会中，特别是中国的大学生，无不有自己的想法。只有将意识形态等同中国社会的标签假设拿掉，我们才能发挥人文交流的潜力。第2小组然后讨论了两国对彼此的地域想像问题。美方同学提出，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中方学生亦提出中国同学对美国的印象是，它是西方国家一员。双方都认为在人文交流中，彼此应避免随意地将对方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应尊重两国的特殊性。他们还讨论两国对彼此的国别研究。有意见认为，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自1980年代起逐渐衰落了，特别是在文化与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很多美国学者转而研究纯粹的政治，这对中美双方的互相认识来说无异于“舍本逐末”。
第2小组还讨论了留学生政策。中方学生提出，中国与前苏联的对美人文交流关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中国有很多在美留学的大学毕业生，而前苏联却没这么多的留美毕业生，而美国亦有不少拥有在华交流经验的学生。另外，在美华人与在华美国人，也应该能在中美人文交流中一直发挥积极作用。广泛的人文交流能使中美两国人民，都能较为准确地按照个人生活经验与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来判断对方的意图，可以减少误判。因此，他们都期待疫情缓和后，美国能放宽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而中国亦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接待更多国外留学生。
第3小组成员分享了各自在对方国家交流、学习、旅行等方面的经历。美方有同学表示，来到中国之后才发现以前对中国的想象有多离谱，他甚至惊讶地发现，中国有些地方的开放、自由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他们认为，当前中美人文交流存在的一大问题是：交流主体主要局限在精英阶层（高级别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家境优渥的留学生等），交流地点局限在国际化大都市，交流方式十分有限。这就导致两国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难以相互接触、交流，两国人民难以理解对方国家和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他们指出，政府在中美人文交流中面临两难：一方面，当前两国双边关系的现状，导致任何带有官方色彩的人文交流都很容易遭到排斥或抵制；另一方面，对于普通个体而言，了解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人文交流要取得规模效果，就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努力和推动。政府在建立、维护人文交流机制和渠道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4小组重点比较了中美两国学界和智库领域的差异。他们认为，美国民营智库的数量比中国多，出版商、企业与它们的密切关系，会影响它们的研究偏好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均注意到，尽管全球治理的热点话题在不断变化，但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的背景几乎没有变化。与过去的学者相比(例如费正清，他对中国了解甚多),美国现在的涉华研究人员普遍缺乏文化背景,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而不是仅关注和中国有关的某些热门话题。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涉美研究人员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变化。到目前为止，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都有在美国生活学习的经历。他们不仅对美国了解很多，还能非常理性、客观地看待美国。
第三场对话于北京时间4月28日上午举行，四个小组的学生在双方教授的引导下，围绕“中美在全球治理的作用”这一主题和“绿色发展与全球健康”这一议题积极发言。本次对话的主题和议题分别是第3小组与第4小组最感兴趣的领域。
（第3小组主要发言人博士研究生姚乐）
（第4小组主要发言人本科生吴优、陶易洁）
第1小组就“如何缓解地缘政治紧张”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像中美这种大国在多边场合以外，应更多地开展双边范围的沟通，为冲突提供缓冲。此外可以先从相对安全的领域、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在推进全球治理中应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如此可以扩大各方的“赢集”。同时，鉴于国际组织尚不具备诸如强制执行停火协议等“硬实力”（无法阻止乌克兰冲突便是其中一例），国际组织可以通过人道主义援助、斡旋谈判等方式，将战争对平民的影响降到最低。此外，他们认为，大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情非常重要，尤其要理解各方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方面的合理关切，反对“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
第2小组讨论了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障碍。他们认为当前两国都处于经济转型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社会底层民众或多或少对现状有所不满，反感国际主义。因此，两国政府都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持续向民众解释国家的外交方针，来避免民众的误解。他们还交流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有同学提到不应该用绝对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去框定对中美沖突的认识，中美需要注意到两国均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之中且互相影响，有很多共有的问题，也有很多可以实现双赢的解决方案有待进一步发掘。
第3小组主要交流了“中美双方对彼此最大的误解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方同学提出了“债务陷阱”的观点并向美方同学介绍了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与方法，向对方推荐了黛博拉教授的《龙的礼物》一书，希望以此进一步消除美方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误解，推动两国未来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美方同学表示，中国人至今仍然使用“美帝国主义”来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在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上，当代年轻人的此种认知日益强烈）。美方同学也提供了他们的解释，认为任何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都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美国也不例外，因此当今美国的很多行为其实是不适合用“帝国主义”的视角来解释的。
第3小组还就“如何看待价值观分歧（人权民主法治等）对中美全球治理合作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存在分歧很正常，在两国互动过程中表达这些分歧也很正常。坦诚交流不同意见，事实上有益于双方关系健康发展。但是两国政府有责任管理好对这种分歧的表达尺度，不应该使其严重干扰、阻碍务实合作。任何一方在全球治理议题中，如果把主权、人权、意识形态争端等敏感问题裹挟进来，都会严重阻碍合作。中美应该聚焦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倾向于采用议题切割的方法处理分歧，以此避免各领域的合作相互干扰，也使得搁置分歧同时开展务实合作成为可能。但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所有问题捆绑到一起，而且存在把所有全球治理议题都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这种做法让中美全球治理合作举步维艰。
第4小组认为，通过三场对话，双方学生消除了许多关于彼此的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种理性的对话是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全球治理合作的有效途径。大家理解了中国孔子所倡导的“君子求和而不求同”的思想真谛。世界各国应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特性，并认识到交流与沟通是实现社会和谐、人类和平的必由之路。
（参加对话的同学们进行小组讨论）
吴心伯教授在第三场对话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挑战更加迫切的背景下,这一系列中美学生对话有助于加深相互了解,促进未来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他感谢双方学生积极参与此次对话，希望这种互动继续下去,不断发展复旦大学与乔治城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