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从政治右倾化到社会右倾化——日本右倾化发展动向》，载《日本学刊》，2023年第3期
王广涛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右倾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相关讨论集中于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学术界多认可日本政治右倾化这一事实，但对于日本社会是否已经右倾化却存在不同认知。究其原因，既跟日本社会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关，也跟衡量社会右倾化标准的模糊性和隐蔽性有关。日本政治右倾化以“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种形式影响着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一，右倾化的政界人士和政党以政策结果影响日本社会各行为主体，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二，社会各行为主体的“无意识的右倾化”客观上掩盖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现实；第三，民众的“偏好伪装”行为主观上否定了日本社会右倾化的现实。随着政治右倾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或将以更加显见的方式呈现。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右倾化日益成为日本国内备受关注的现象之一。近十年来日本右倾化的相关议题大致有如下几类研究主张值得关注。第一种主张认为当前日本的右倾化呈加速推进的态势。自民党在2012年末实现政权更迭，安倍晋三开始第二次执政，此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第二种主张认为日本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右倾化现象。以冷战结束以后全球范围内出现右倾化大背景为前提，在“左—右”边界模糊的状况下，日本整体（包括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非但没有右倾化，在某些领域甚至还向着左倾的方向发展。第三种主张认为日本政治（特别是部分政治家和政党）呈现右倾化、极化的特征，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并不显著。其中，一些主张明确将右倾化的主体界定为“日本政治”而非“日本民众”。近年来右倾化的一些指标在日本社会中得以体现，但整体来看政界的右倾化产生的时间更早，且程度更大。 日本的右倾化有多种载体和表现形式，整体上可以分为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两种类型。 自民党于2012年制定了激进的“日本国宪法修正草案”，草案中有将自卫队改组为国防军等右翼势力一贯主张的内容。2012年底自民党重新掌握政权后，基本沿袭了其作为在野党时期的“政权公约”，右倾化政策得以践行。 安倍晋三作为极端保守的政治人物，其多数政策主张都呈现鲜明的右倾化色彩。安倍在2006—2007年第一次执政期间就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修改《教育基本法》，推动制定了《国民投票法》。2012年第二次执政后，他先后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2013年）、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2014年）、强行通过“新安全保障系列法案”（2015年）等。另外，为强化日美同盟，安倍政府还通过内阁法制局释法的方式，允许日本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涉及侵略战争和历史认识等问题上，安倍本人不认为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2013年底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2015年发表的“安倍谈话”也以非常模糊的表态回避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此外，安倍本人与右翼宗教团体来往密切。岸田文雄上台后在具体政策上大多延续了安倍的理念，2022年底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文件就被认为是受安倍影响而出台的政策文件。 自民党长期执政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权力集中与强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舆论操作、人事任命、政官利益诱导等层面。2014年，在安倍的主导下，日本设置内阁人事局，将重要官僚的人事任免权集中到内阁。如此一来，日本的政治决策开始向着“政治主导”的方向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越来越复杂。日本媒体受政治因素干扰日益增强，舆论报道倾向更失偏颇。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的新闻自由指数相较于以前整体呈明显下降趋势。受安倍政府加强对新闻媒体打压的影响，日本的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一路下跌，到2016年和2017年跌至第72位。 主流意见认为日本社会虽然整体有“右转”的倾向，但是程度远不及自民党及其所主导的政治右倾化。日本社会右倾化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日本的右倾化主要是由政党以及政治家所推动，社会层面较少主动推动右倾化的议程。 第二，竞选话术和议题操作导致选民对议题聚焦的错位。在议题不止一个的情况下，选民们所迫切关注的可能是非意识形态领域的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以安倍参加竞选为例，选民支持安倍的经济政策而未必支持安倍的安全政策或者外交政策。 第三，民众的“脱意识形态化”使其支持右倾的自民党成为可能。随着日本社会越来越多元，民众在选举过程中与意识形态色彩“脱钩”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但是，社会右倾化的表现不明显并不能代表社会右倾化不存在。“社会”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概念，对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考察应该着眼于更具体、更多元的领域。例如，日本的宗教组织在规模上并没有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呈现明显的右倾化；与此同时，那些没有明确组织归属的“个体宗教”或“文化宗教”的右倾化动向更值得关注。此外，媒体的右倾化趋势在该时期也得到明显强化。媒体的右倾化大致以两种路径得以推进：第一种是直接路径，即受到安倍政权对媒体的打压和管控之后，部分媒体的报道立场开始向着“右”的方向发展，这种现象可以视为政治右倾化的直接结果。第二种是间接路径，即跟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的时代背景有关。该路径未必直接受到具体的政治家（诸如小泉或者安倍）的影响，而是长期以来受到执政党以及政府政策的影响而生成，即右倾化的政治生态塑造了媒体的右倾化。 社会右倾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右倾化的直接影响。在当前状况下，如下三种趋势都有可能助长社会右倾化，或者让社会右倾化以更明显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一，右倾化的自民党和政界人士继续发挥强势的政治诱导功能，塑造右倾化的言论空间和舆论氛围。第二，日本所面临的周边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会助长日本社会右倾化。第三，日本民众逐渐放弃“偏好伪装”，明确表达自己的右倾化立场。民众的意识形态转换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就整体而言，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事件或者变故，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右倾化倾向会变得很难扭转，当达到某一临界点，或许民众就会放弃自身的“偏好伪装”。 总之，日本的右倾化是自上而下由政治（政党、政界人士、政治精英等）主导的政治右倾化，政治右倾化推动社会右倾化，并由此形成（或正在形成）“整体右倾化”，在此过程中也受到来自国际层面的影响。日本社会右倾化虽然不如政治右倾化那么明显，但社会右倾化的事实必须得到承认，“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不利于认识真实的日本社会。最后，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进展程度要远高于民众甚至精英阶层的自我认知，未来这种右倾化还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考虑到日本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目前虽然难以断定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进展程度，但日本社会已出现部分程度的右倾化的观点是成立的，也是值得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