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简称“新著”）努力适应当今中国面临的世界新形势和新特点、服务中国外交新战略和新需求，着重关注和研究对于当今外交依然发生重大影响的相关内容，对于丰富当今中国实施“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的外交新思维，确定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著”对于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其一、建立一个富有特色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新体系。
“新著”体系注重中国所处国际背景的重大变化；列强在华势力的升涨降落；中国外交主要交涉对手和内容的变换；民国时期南北政权的更迭、国内政局的变化以及中国革命运动的阶段性影响等4端重要因素，作为划分民国外交史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参考指数。在此基础上，细致考察民国外交阶段性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由跌落至逐步攀升的历史过程，清晰勾画了民国外交史发展演变的脉络。
其二、修正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倾向性问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民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种种缺陷。“新著”综合既有研究成果，比较系统地对5个倾向性问题有所突破和创新。1，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取代丰富多彩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新著”客观论述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的演变经过，既叙述和批判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及其负面影响，也实事求地分析各国在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和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给予中国的帮助。2，以“弱国无外交”的简单结论笼统批判和全盘否定历代统治者的外交活动均为“屈辱外交”。“新著”以为“并非弱国都无外交”，“越是弱国越需要外交”，科学论述民国历届政府和重要外交人物所作的外交努力，客观评判他们的功过得失。3，晚清以来（包括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地位一路跌落的观点。“新著”提出并论证了近代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V型轨迹，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组织，包括担当国联非常任理事国、行政院主席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不断有所提升的经过；4，忽视中国对于周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外交的研究。“新著”在重视民国的大国外交研究的同时，运用相当的篇幅研究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于朝鲜、越南、印度、菲律宾、缅甸、泰国以及尼泊尔、锡金、不丹和南洋地区的外交，还详尽考订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和蒙古、中国与琉球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过程，并对朝鲜、越南、印度、缅甸、琉球等民族独立运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作了独到的研究；5，对于民国外交家的片面或负面评价，“新著”力图改变对于民国时期外交家全盘否定的观点，注重研究他们的知识结构、晋升经过、外交思想、功过是非等，既充分肯定和褒扬他们的历史功绩，也不讳言并批评他们的失策和错误，力图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新形象。
其三、提出若干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新概念和新观点。
“新著”在论述民国外交对于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和近代远东国际关系的“四阶段论”的总思路和大框架下，提出或论证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V型轨迹、民国职业外交群体以及弱国外交的“搁置外交”、“以夷制夷外交”、“大亚洲主义外交”、北京政府的“维持外交”、“修约外交”、武汉国民政府的“退却外交”、南京政府的“依赖国联外交”、战时的“大国外交”、战后“善后外交”等新概念，有助于提升中华民国外交史的整体研究水平。
其四、实现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与现实外交问题的更好结合。
“新著”努力将民国外交史研究和当今中国外交问题和外交需求相联系，着重关注和研究对于当今外交依然发生重大影响的内容，包括列强有意挑起中外边界冲突，煽惑中国边地动乱和民族问题，以及中外领土或边界争议问题等，详尽叙述中国和西藏、新疆、蒙古关系的历史以及边疆危机交涉经过，中东路战争与苏军赖占黑瞎子岛、张鼓峰战争与图们江出海权中止、战后台湾回归中国、中国接收南海诸岛屿、中国香港受降交涉、错失收复澳门良机、琉球回归问题讨论等，这些问题与当今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和新时期周边外交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处理当今中国周边外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全3卷）系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本文为该书绪论的节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