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5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简称“我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欧盟竞争力战略与中欧关系”研讨会在美国研究中心104会议室举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与IE大学政治、经济与全球事务学院院长、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共同出席,来自西班牙IE大学、比利时欧洲政策中心(European Policy Center)、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的知名学者与智库专家与会研讨。

吴心伯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三个核心观点:第一,关于多极化世界中的欧洲地位。世界已从单极转向多极,欧洲是国际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行为体,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持续上升。第二,开放即竞争力。未来国家竞争将取决于开放程度,中国近两年对50余国实行单方面免签,体现了以开放促竞争力的战略取向。第三,以连接应对逆全球化。尽管出现逆全球化声音,世界仍然是由无数节点连接而成的网络,连接越多,发展韧性越强。关于竞争,吴心伯指出中国文化语境中较少强调竞争,但竞争是好事,关键是要确保公平竞争,按同一套规则行事。

研讨会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以“欧洲单一市场与竞争力:中国扮演何种角色?”为主题,由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少华主持。

在第一场发言环节,恩里科·莱塔系统阐述了欧盟以单一市场深化为核心的重塑竞争力方案。他指出,欧洲在2008—2023年间由于连续应对多重危机而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当前必须主动规划。欧洲单一市场在商品和人员流动方面已近完善,但服务与资本流动远未到位,金融、能源、数字等领域仍被27个国家市场分割。他提出增设“知识自由流动”为第五自由、建立欧盟统一公司法(EU Inc.)等改革方案,强调欧洲亟需从“国家冠军”转向培育“欧洲冠军”。

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基于中欧双向投资数据指出,2018年后欧洲对华的直接投资发生显著变化,中小企业投资模式转向“在中国、为中国”,大众、宝马、巴斯夫等大型企业则通过利润再投资持续加码。他以太仓模式、无锡模式为例,说明中欧合作的成功实践。他希望中欧双方不要只追求己方最优、或许可以寻求次优,但更重要的是避免双输。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从“土官”向“流官”转型的中国治理经验切入,探讨欧洲整合的身份认同。他同时指出,随着中国在匈牙利等国的新能源与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深化,欧洲经济中心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发生重构,并向硅基产业转移。关于全球市场竞争,他认为中国占据一定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单一市场的整合。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以十大方向概括欧洲单一市场的调整前景,包括将气候变化纳入市场规则、构建经济安全体系、加速贸易协议扩大开放、以防务为竞争力新引擎、转向更具对等性的市场开放、以“可变几何”推动实质一体化等。他强调,一个更受约束且更稳定的单一市场符合中欧共同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嵇先白在评议中提出竞争力与舒适度的时间维度取舍框架: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面临“保持竞争力”与“享受舒适”之间的权衡。选择优先提升竞争力,意味着牺牲部分当下的舒适,以换取未来持续的幸福;而选择安逸,则可能以牺牲未来竞争力为代价。他指出欧洲面临的是多重危机相互叠加的鸡尾酒效应。中国虽非危机制造者,但其竞争挑战大幅提高了欧洲回避结构性改革的成本。

第二环节围绕“2026年的中欧关系:前行之路?”展开,由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沈伟主持。

在第二场发言环节,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相蓝欣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欧盟三大误判,即对特朗普的误判、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普京的误判。对于特朗普,欧洲似乎认为特朗普现实是短暂异常,并不理解这场变革的本质;对于中国,欧盟试图将对华关系绑上意识形态的战车,借此对华在经贸、人权和俄乌战争问题上施压、却没有意识到特朗普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对于普京,欧洲没有看出普京从传统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出发,不可能接受北约东扩到乌克兰。他认为,北约“拒俄、留美、抑德”的功能已全部失灵,欧洲安全架构正面临根本挑战。

西班牙IE大学全球政策中心主任伊尔克·托伊古尔(Ilke Toygur)认为在特朗普政府公开支持欧洲极右翼和威胁入侵格陵兰岛之后,欧洲对特朗普有了清醒的认识。她聚焦中欧经贸关系中的三大挑战,即贸易失衡与产能过剩、经济依赖武器化风险以及乌克兰战争引发的深层安全恐惧。她以西班牙为例指出,该国近70%贸易逆差来自中国,同时呼吁中欧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结束乌克兰战争方面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从政治化与安全化双重进程切入,认为中欧关系已经高度政治化,中国从贸易伙伴变成了政治议题。2019年欧盟将中国同时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标志着思维方式的转变。同时,中欧关系也经历了安全化的过程,风险、韧性和安全成为新关键词,这一转变在欧盟经济安全战略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何在已不可避免政治化和日益安全化的环境中找到前行之路,是中欧关系面临的挑战。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提出,中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带有脆弱性的相互依赖,可从历史经验、文化规范、政治制度、利益格局、身份能力五个结构性的错位理解当前困境。他认为,认知恶化是关系下滑的关键变量,并建议双方在务实合作、危机管理、共同应对外部干扰等路径上寻找有限但实质的合作空间。

在评议环节,欧洲政策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伊万诺·迪卡洛(Ivano Di Carlo)指出,2026年中欧关系总体处于“战术性稳定”的状态,但近期的温和信号并未转化为根本性的政策转型。其中,安全议题已成为欧盟评估对外关系的核心维度,这一思维转变不会随乌克兰局势缓解而逆转,因而将长期影响中欧关系走向。

在互动环节,与会学者还围绕乌克兰危机走向、俄罗斯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外溢影响、中欧贸易再平衡前景及跨大西洋关系演变等问题回答了听众提问,现场讨论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