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球权力将继续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心将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将更趋“内向”。
总体而言，2013年全球权力格局依然呈现出“东升西降”、“南兴北衰”的基本态势，国际体系的转型进程得以延续。但是随着各国战略和政策调整显现出不同成效，国际政治权力变迁的幅度有所减小，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速度有所放缓，进而为全球权力转移的前景注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2013：新兴国家群体崛起
首先，美国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尽管美国“一超”地位依旧，但是受国内问题羁绊，导致美国在外交领域变得更为“谨言慎行”。
其次，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势得以延续。较之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总体上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日趋广泛和深入，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重不断增加。其中尤以“金砖五国”之间的合作最为突出。
而在所有的新兴大国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又可谓“一枝独秀”。放眼全球，中国在2013年的综合表现无疑最为耀眼。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在外交上表现出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势，通过支持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推动巴以和谈，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方针，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建立常态化存在，对黄岩岛实施实质性控制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以及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2014：权力转移趋势持续
首先，全球权力将继续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受困于国内政治“极化”、经济复苏缓慢以及军费预算削减等问题，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之势有目共睹。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独立行动的能力及自主性日益弱化，而日本因安倍政权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明显右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其国际影响力亦将受到严重限缩。与之相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积极参与对国际秩序的重塑以及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使得世界权力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势头总体上得以延续。
但是在2014年，全球权力转移的速度有可能趋于放缓。原因在于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已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止跌回升迹象，美国复苏态势尤为明显。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大多数新兴国家的综合表现则持续下滑，部分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因此在2014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此消彼长的发展势头将趋于放缓，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进程也将更为曲折。
其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心将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朝向亚太的“再平衡”，中国的持续崛起，俄、印等国影响力的提升，日本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追求，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使得众多大国及国家集团汇聚的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全球政治的焦点，太平洋地区超越大西洋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心地带也将日趋明显。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将更趋“内向”。由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国内问题丛生，势必被迫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聚焦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守势，从而导致其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和影响力随之下降。
第四，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势将进一步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号角。在2014年中国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傲视全球的经济发展增速，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在军事领域的“代差”也将得到显著改善，亚太地区中美两强并峙的战略格局更进一步凸显和固化。在外交上中国也将展现出更大的进取性和主动性，进而对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中国的全球外交布局
首先，致力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强国，依然对全球事务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应全面加强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双赢合作，并在全球治理、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展开务实协作，包括促使美国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其外交优先议程，推动实现“习奥会”年度会晤的常态化，扩大两军联合演习的规模并实现机制化，深化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合作，敦促美国加强对日本、菲律宾等盟国的管控以维护地区稳定。
其次，积极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将对“后霸权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应夯实金砖合作机制，落实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应急外汇储备安排的动议，合力推动 IMF 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此外，中国还应大力拓展双边合作，包括全面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以消解美国对两国造成的战略挤压；加强中印战略合作，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落实，维护阿富汗局势的稳定；通过与巴西和南非的合作，进军拉美，深耕非洲。
第三，切实加强与地区“支点国家”的合作。部分地区强国业已成为其所在区域国际秩序日益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塑造者，中国应树立“全球布局”的战略意识，遴选地区“支点国家”，遵循“多予少取”的原则，强化与“支点国家”的双边关系。例如在南亚应落实中巴经济走廊的构想，加紧瓜达尔港的建设，稳步进军印度洋。在东北亚与韩国协调应对朝核问题，加快中韩自由贸易谈判，联手牵制安倍政权的右倾化趋势。在东南亚加强与印尼等国战略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在中东加强与土耳其和沙特的合作，在拉美加强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合作，为中国的全球战略建立牢固的地区支撑点。
第四，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新规则的制定。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美欧日日益重视利用制度和规则的创设，以保持其对国际体系以及全球议程的主导。例如对国际政治“新边疆”——极地、太空和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又如在国际经贸领域对TTIP和TPP的积极推动，再如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达国家也谋求建立有利于其自身的规则体系，逃避自身所应承担的义务，迫使发展中国家分担不相称的责任。对此中国应予以密切关注，积极参与相关新规则的规划和制定，占据战略制高点，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1月14日发布的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失范与转型：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