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尧：“权力与偏见：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2期，第4—33页。
摘要：崛起国的治理知识是其发展经验和治理成果所凝聚的观念性物品，“讲好本国故事”、传播治理知识能否帮助崛起国解决“挨骂”问题?当前的国际结构倾向于给出悲观答案。一方面，当代崛起国成长于附着意识形态偏见的国际秩序中，有强烈动机展现自身治理知识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随着权力结构压力的增大，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增强。这两种动态相互强化，形成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这一机理可以延伸为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治理知识差异与权力结构压力互相调节对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正向影响，权力结构压力跨过“门槛值”则可能激活模式竞争威胁。因此，治理知识传播的时机影响其是否触发高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尽管中国在传播治理知识时回避意识形态对立，但意识形态二分和大国权力接近的结构性背景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居高不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日本和冷战后的新加坡各自不同的“挨骂”经历，进一步印证了意识形态责难的生成机制，并凸显当代中国所处时空背景的特殊性。“挨骂”难题是崛起过程的独特副产品，当代崛起国须对治理知识传播的效用有合理预期。
关键词：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治理知识;崛起国;“挨骂”问题;
作者简介：温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