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2022年8月26日）
8月24日，美国最新的对华出口管制生效，华盛顿此次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为由，将中国7家与航空航天有关的实体列入其出口管制清单。这是拜登政府对华“科技脱钩”的最新举动。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同，拜登上台后大打“意识形态牌”，将美中之间的竞争定性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将意识形态融入对华科技战、经贸战、舆论战，试图打造一个又一个“意识形态隔离礅”，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然而，真正会被困住的并不是持续开放的中国，而是“心魔”难除的美国。
将“技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
“德国之声”称，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头号战略对手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部署就围绕中国展开。2021年2月，拜登上台不到一个月时，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其他与会国代表喊话，称“我们必须共同为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他呼吁其他“民主国家”参与这项重要工作，称华盛顿与其盟国以及伙伴国关系的持续和发展，源于和这些国家共享的“民主价值观”。
在拜登所谓的“重要工作”中，将科技问题意识形态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2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注重科技竞争，认为科技是美国保持军事和经济优势地位的关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技术民族主义”，即将技术领域定义为国家间斗争的“战场”，在华盛顿占了上风。美国对华“技术民族主义”的行动包括所谓“防御性”和“进攻性”举措，其中进出口管制、出入境投资限制、电信和电子产品许可制度、金融制裁、技术交易规则等属于前者，而增强美国自身技术实力的行动属于后者。
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民族主义”，是为了对华“技术脱钩”，而“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以及《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等法律文件，是美国建造对华技术壁垒、实施“科技脱钩”的“利器”。
据《纽约时报》等美媒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将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的速度远超过将其他国家实体列入的速度。截至8月23日，华盛顿已将约600家中国实体列入该清单，其中110多家是自拜登上台以来新增的。BBC则报道称，去年6月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限制中美在先进材料、人工智能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和基础技术领域的合作。今年的《两党创新法案》更进一步，融合了去年6月参议院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以及众议院今年2月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是拜登上台后在国会层面的主要对华政策方案。有美国议员披露，该法案将管制美国企业涉及高科技领域的海外投资，确保美国供应链“不受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影响”。有研究机构预测，根据该法案，可能多达43%的美国对华投资将遭到审查。
除了限制美国企业和中国合作，美国还打造所谓“技术联盟”，拉拢或者威逼其他国家不在尖端科研领域与中国合作，试图编织对华技术封锁网络。在亚太地区，美国企图联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并通过《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希望以此隔断中国芯片产业与全球的联系。在大西洋两岸，美欧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计划在关键技术和产品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方面加强协调，防止“关键技术流入中国”。
把供应链和价值观挂钩
“不能依赖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外国。”2021年2月24日，也就是拜登上任约一个月后，他就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对稀土等四类关键产品以及国防等六大关键行业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日本经济新闻》称，刚刚上台的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调整支柱产业重要零部件的供应链，拜登的行政命令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其实就是针对中国。
吴心伯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现在想要通过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因素重塑全球供应链，把不符合华盛顿价值观以及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不相融的国家，比如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除TCC以及《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外，美国在亚太地区推出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IPEF）也是为达到上述目标采取的措施。美国希望借IPEF强化与日本、东南亚国家在贸易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打造以“去中国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联盟。此外，美国日前推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再加上去年6月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都是华盛顿在世界范围内抗衡中国的举措。
吴心伯表示，在多边层面，美国还计划通过对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改革以及边缘化二十国集团等已有机制，在全球经济领域排挤中国。媒体报道则显示，在美国国内，华盛顿一边限制本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一边通过审查等将中国企业“赶出”美国市场，以此实现对华“贸易脱钩”。前文所述的美国《两党创新法案》就是限制美企在华投资。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近两年来，美国借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不断以“摘牌”威吓中概股，目前已将160多家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列入预摘牌清单。文章称，美国不愿意再让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融资。
打舆论战之前先妖魔化
意识形态差异一直都是美国进行对华舆论攻击的重要原因。自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在将社会主义制度妖魔化，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在对华舆论战中，美国媒体一直是“急先锋”。《环球时报》记者发现，美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往往习惯性地带入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有时会从“有罪推定”的角度批判中国的政策。这种源于意识形态的对华批判，在俄乌军事冲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集中爆发。
在涉及俄乌冲突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忽视中国官方的立场，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知情者”和“支持者”，对中国进行抹黑与诋毁。在疫情期间，美媒报道中很少出现中国政府的声音，更多的是引用匿名人士的话控诉中国“剥夺人权”。
除美媒之外，美国政府还加大对华舆论宣传。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上提供政府会议备忘录和重要讲话等的中文翻译，并指定工作人员撰写有关美国的中文文章。
在中国被美国定义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多个部门还建立与中国有关的机构，招兵买马，加大对中国的情报搜集。据美国Axios新闻网7月29日报道，众议院当天提出一项两党《扩大中国教育和语言专业知识法案》，要求国务院雇用更多懂中国的人员，呼吁美国政府对“相关的语言、文化和地区”进行进一步投资，以有效地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则表示，该部门计划启动“中国组”，以应对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地缘政治威胁”。去年2月，拜登宣布成立国防部中国专题小组，就“中国构成的挑战”对国防部政策、项目和过程进行评估，并向防长提供行动建议。同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创建一个新中心，专门负责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打击所谓的中国“间谍”活动。
美国似乎是从各个层面做好了和中国进行激烈竞争的准备，然而这种竞争的“底色”是冷战式对抗，当今世界早已不是冷战时的样子，美国显然误判了形势。
“不能掉入美意识形态陷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5月26日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声称，美国不寻求“将世界划分为僵化的意识形态阵营”，不寻求与中国“脱钩”。然而美国针对中国的行动却与布林肯以及拜登等人的表态南辕北辙。为什么拜登政府热衷于搞对华意识形态战呢？
吴心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首先是因为民主党惯于宣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其次，拜登政府要通过针对中国的法案，需要将这些法案放在中美战略竞争、“意识形态战”和“价值观战”的层次上，这样才能争取国内的政治支持，推动这些法案的通过；再次，在拉拢盟友方面，美国的一些欧洲和亚洲盟国看重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不愿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因此华盛顿必须强调美国和中国的竞争是价值观以及两种制度的竞争，以此要求盟国和伙伴国不能“见利忘义”。还有观点认为，将美中竞争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容易让人想到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立，这种历史类比能引起西方国家的民众和政治人士的共鸣。
面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表示，一个有效途径是塑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国际形势，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与世界上最大多数的国家进行联系，并且向世界广泛表达我们的意图，避免美国对中国意图的歪曲解读。此外，在外交中，中国不仅要做好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也要做好美国欧洲盟国的工作，使它们能够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它们自身利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需要技巧和耐心。
吴心伯则强调，中国不能陷入美国的“意识形态陷阱”，应该向世界表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维护华盛顿的霸权地位，而不是两个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要让世界看到中美谁国家治理得更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报道称，很多人不同意拜登政府对美中竞争的定性，谴责华盛顿的做法会分裂世界。
除了通过意识形态拉拢西方国家外，美国政要今年以来还频繁访问非洲。华盛顿先后在5月和6月和东盟以及拉美国家举行峰会。美国声称不会要求非洲以及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然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处处透露出相反的意思。有评论称，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一个特点是狂热意识形态偏见包装下的伪多边主义，也就是通过激化区域纷争和矛盾来与中国竞争。
这些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跟随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吴心伯称，基于传统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和欧美共同的价值观，在对华问题上，欧洲国家配合美国的倾向比较明显，比如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制裁。不过这些欧洲国家和中国没有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它们会与美国的对华战略保持一定距离。对东盟国家来说，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美国，因此它们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选边站。非洲和拉美近年来与中国的关系在持续深化。美国和东盟以及非洲地区国家发展关系，主要是为了打压中国，而不是为了推进双边合作，因此这些地区的国家对配合美国对华政策兴趣不大。
